[摘要]任何翻譯，其本質都是把一種語言中表達出來的資訊傳遞到另一種語言中去。而作為讀者接觸外國文學的主要媒介的文學翻譯與其他翻譯有一個根本區別――它所使用的語言是一種藝術語言，必須能夠讓讀者在閱讀譯文時產生與原作同樣的藝術效果。因此，文學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文字的轉換，而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過分析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及其譯者創造性叛逆的表現形式，進一步論證創造性的文學翻譯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文學翻譯;創造性;譯者;表現形式
[Abstract] any translation, its essence is to pass information expressed in a language to another language go. And as a reader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to contact with other major media translation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 the language it uses is an art language, it must be able to let readers and original artistic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reading the translation. Therefor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not a simple language conversion, but a creative work. This article main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or "creative betrayal", and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 treason manifestation,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creative literary transl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 Manifestations; creativity;; translator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學翻譯是認識和創作的一種形式，它不僅有助於讀者接近外國文學作品，同時還要讓讀者去接近原作中反映的藝術現實，前蘇聯著名翻譯理論家吉維・加切奇拉澤說：“翻譯永遠是原作藝術現實的反映，或者借用列寧的話說，就是譯者的思想無限地接近其反映的物件――原作。譯者必須把原作‘再現’為一個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體，再創造一個與原作類似的完整的藝術作品。”Octavio Paz在其Translation：Literature and Letters一文中指出：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are twin processes.法國文學評論家和理論家Michael Riffaterre也曾提出：Literary translation must also reproduce those features ofthe original text lhat are the traces left by its production.兩處引言很明確地指出了翻譯與創造，再現的關係――作為文化交流紐帶的譯者必須為翻譯藝術的創造性原則而鬥爭，必然得對原作進行創造性的處理，改變原作的面貌並使之服從自己的目的。
一、概念的提出及其與文學翻譯的關係
“創造性叛逆”最初是由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來的。他認為“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於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裡，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個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謝天振教授亦在其《譯介學》中對“創造性叛逆”作出了言簡意賅的解釋：“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是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了達到某一主觀願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創造性叛逆並不為文學翻譯所特有，它實際上是文學傳播與接受的一個基本規律，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創造性叛逆，也就沒有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作為人類一個文化，文學翻譯是一種頗為微妙的矛盾現象。作為文學，它理應把一件非本族語的文學作品變成一件地道的本民族語言寫成的作品;而作為翻譯，它又應該把一件外族的文學作品傳達過來。因此，文學翻譯的目的是要“用一種語言，把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讀原作一樣得到啟發感動和美的感覺”。誠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翻譯也是創作，是譯者創造性地藝術再現原作風貌的過程，而創造性叛逆則是文學翻譯中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徑。
二、譯者的創造性叛逆
列寧提出：“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而且創造客觀世界。”面對一部文學作品，譯者需要鑽進原作的外殼和靈魂，但不可能把原作者的意圖完整無誤地複製下來，因為每個譯者都是從自身的偏見出發理解接受作品的。譯者所處的歷史現實，審美標準，文化價值取向，以及譯者受其影響形成的個人審美情趣，創作個性，創作手法等都給譯作打上了“再創造”的烙印。社會文化因素和個人因素的雙重製約決定了譯者主觀性不可避免。
譯者作為原作的第一讀者，“前理解”的存在構成譯者在翻譯時的取捨。哲學解釋學對“前理解”的解釋是：在具體的理解開始之前已有的某種觀點、看法或資訊，它主要表現為成見或偏見。所謂成見或偏見就是在理解過程中無法從客觀立場對作品做出客觀的理解，這就必然產生偏見。而前理解構成譯者理解文字的基礎，決定了譯者特殊的視角。另一方面，譯者在履行了其作為原作接受者身份，讀透原作的深層含義之後，就轉換了身份成為譯本的創造者。當然，譯者的這兩重身份是辯證統一，相互滲透的。一定的社會生活印象和作家的形象都是客觀地存在於原作中的，這種客觀的東西，只有經過譯者頭腦的加工製作，才能在譯文中重新客觀化，自然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部好的文學翻譯作品與原作相比不光是其再創作所用的語言不同，另外還具有了譯者本人獨特的創作個性。
解構主義代表人物羅蘭・巴特的《作者之死》把原文作者從高不可及的聖壇上驅逐了下來，並暗示只有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顛覆，讀者才可能獲得完全自由。巴特在闡釋讀者與文字的關係、分析文字的意義時，明確宣稱“作者死了”，在他看來，一部作品一旦完成，文字中的語言符號就開始起作用，文字是否具有生命力完全取決於讀者，他強調意義是讀者與文字接觸時的產物。作為原作第一讀者的譯者從而獲得瞭解放，不再亦步亦趨地緊跟著原文作者，他們可以賦予原作一個新的生命，是譯本的創造者。
三、創造性叛逆的表現形式
根據謝天振教授的觀點，創造性叛逆表現形式大致歸納為以下四種：個性化翻譯、誤譯與漏譯、節譯與編譯，轉譯與改編。鑑於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以及文學翻譯自身特點，下面將創造性叛逆的表現形式分為以下四點：個性化翻譯，有意誤譯，節譯，改編。
(一)個性化翻譯
由於譯者風格的不同，同一著作的譯本，經不同譯者譯出，其風格也必定不同。不難理解，不同的譯者在進行文學翻譯時，總是會或多或少地給譯作打上自己的烙印。例如歷代翻譯家在翻譯蘇格蘭詩人彭斯的A Red，Red Rose時就表現出各自鮮明的風格。下面節選第一小節的譯本簡要加以分析。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郭沫若採用七言古體詩的形式，運用了歸化法和改創法，用與原文相近的古語，在形式上與原文一一對應，體現了譯者一貫的“盡力使譯文氣韻與原文相符，譯文簡潔明快，把原始的神韻展現得淋漓盡致”的主張。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該譯文因韻害意，風格上也與原文有差異。而王佐良採用翻譯新詩的形式，並沿襲自己翻譯英詩的一貫風格一――以詩譯詩，用簡單，明快清理，富有音樂感的語言表達了原詩純樸真摯的感情。還創造性地使用“迎風”、“合拍又和諧”來翻譯原文，使得譯文形神具備。因此，比較兩種譯本不難發現，王佐良的`翻譯在內容，形式，風格和藝術技巧上都成功再現了原文。這也印證了他所提倡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不難看出，兩位翻譯家對同一首短詩的翻譯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們鮮明的個性化翻譯也在此體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