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文學人類學在我國的快速發展，在中國語境中，文學人類學的理論基礎是在西方理論與人類學相互碰撞而形成的，文學人類學在我國已經有 20 年的發展，研究領域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著。在發展初期主要是對神話和歌謠，隨著社會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文學人類學的研究領域從文學作品到文學文字，再到文化文字轉變著。文學研究的人類學正規化擴大了狹義“文學”的概念所指，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和研究方法。
神話和歌謠是文學人類學最初研究的物件，在國外，很多學者對神話有深入的研究，併為文學人類學奠定了理論基礎，比如弗雷澤、泰勒以及安德魯·蘭的神話研究成就，代表著西方人類學派神話學經歷了興起、發展與繁盛的三個重要階段。
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其理論思想通過歐洲和口本傳入中國，在神話研究的理論上主要有萬物有靈論、遺留物說、心理共同說、儀式與圖騰崇拜等，隨著理論體系的不斷形成，對文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文學人類學最初是文學家對於神話充滿著濃厚的興趣，神話即是文學作品，也充滿著人文主義，在文學家看來，從文學的角度去認識神話，並把文學的觀念帶到對神話的研究中去，因此文學研究的範圍不斷的得到擴充，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得到了更新。隨著文學人類學的理論傳入中國，我國也開始用文學人類學的觀念研究神話。在神話的研究中，用的較多的研究方法是比較法，研究者通過收集整理相關的神話材料，對各類神話進行對比，從而驗證或得出相關的理論。弗雷澤在《金枝》中已經完整地展示了比較法在神話研究中的運用，但維特根斯拍對此卻頗有微詞。實際上，維氏不是拒絕對神話進行解釋，而是不同意基於一種假設而對神話材料進行抽象和整合，對一種理論假定尋求材料意義上證明的致思路徑在維氏那兒行不通。因為過濾掉材料所凝結的不同民族的特殊經驗，對神話材料所作的同一性解釋將會變得可疑。從聞一多的神話研究實踐到新時期文學人類學研究中的多重證抓法，對“比較”所需的材料進行文字化處理的研究方法兒乎沒有太大改變。如果說在遙遠的時空中尋找與現實經驗具有同一性的神話材料，脫語境的文字化傾向在實際的操作中會難以避免。
在我國文學人類學發展的初期，主要是對歌謠進行研究，歌謠屬於民俗學的範疇，是我國勞動人民口頭的創作，是人民情感和意志的體現，是我國文學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對歌謠的研究並使用人類學的觀點、材料和方法，能夠促進我國文學的發展，並未早期文學人類學的發展打下基礎，使後期研究能有清晰的研究思路和體系。從研究過程來看，早期文學人類學對歌謠的研究主要是對其研究方法的運用，以北大早期的“歌謠運動”為代表，研究者通過對西方文學的研究，把西方文學的比較研究法與我國傳統國學的研究方法有機的結合起來，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創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體系。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是顧領剛對“孟姜女故事”的.主題研究和董作賓“看見她”的主題研究，通過母題研究方法，使歌謠這一弱化形態的文學在“母題”譜系中的價值得到體現，並確立了比較研究的方法體系，推動了早期文學人類學的發展。
“多重證抓法”是文學人類學在不斷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方法論，使文學人類學的研究不斷的得到突破，研究的內容從文學文字向文化文字開始轉變。對於“多重證抓法”的運用，是原先在神話的研究上更近一步，從神話原型批評到相關歷史的研究，包括文化古籍、甲骨文等。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的方法論也不斷的得到發展，已經從“多重證抓法”發展到“第四重證抓證法”.目前，考古發掘的和民間傳世的古代實物和影象資料（影象）不斷的呈現在世人面前，葉舒憲自信“在後現代知識觀中，影象的作用已經超越了唯文字至上年代裡的所謂插圖，它們不再滿足於充當活躍文字閱讀效果的附庸或調料。
因為影象所代表的實物和想象物，足以充當引領文字軀殼的敘事靈魂，成為實現對讀者一觀眾的呈堂證據 !”《熊圖騰》研究追蹤的正是一條從“熊”演變為“龍”的可能性線索，揭示出熊圖騰的神祕色彩，這種來自於大自然的生靈在進入中國傳統文化之後，先民們所賦予的信仰、宗教及其神話想象，為後人拓展思維空間和想象力。
由於文學人類學在我國發展的時間較為短暫，因此在文學人類學的研究上也存在著一些質疑，其研究的意義主要是通過對文學作品以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找到普遍意義上的人類審美文化的經典範式，但還在發展中。目前對文學人類學的質疑主要是來自與在對研究物件的觀察、認知中，把一些民族的、田野文化進行客觀的描述，而這種描述並不能很好的展現出其研究的意義所在，另一方面，人類學理論發展還不完善，當文學與人類學的融合之後，一些學者很難接受其研究方法和目的，文學人類學也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戰，甚至出現了危機。隨著文學人類學的不斷髮展，其研究的意義也不斷的體現出來，對其的質疑也會消失，因此對文學人類學的研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