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文學變異學”作為比較文學的一個研究領域是一個新的提法。這個研究領域的確立，是從比較文學學科領域的現狀、文學發展的歷史實踐以及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拓展幾個方面來綜合考慮的。
首先，所謂當下比較文學學科研究領域的失範是指比較文學自身的研究領域沒有一個明確的研究物件和研究範圍，而且有些理論闡述還存在很多紛亂之處。其中存在於影響研究中的實證性與審美性的紛爭中就突出地表現了這種比較文學學科領域的失範現象。
影響研究的法國學派最初之所以提出國際文學關係史理論，一方面迴應了當時克羅齊等人對比較文學的非難，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作為一個學科必須有一個科學性基礎，所以他們提出比較文學不是文學的比較，而是一種實證性的國際間文學關係史的研究。但是，後來美國學者卻質疑了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單純強調科學實證而放逐審美價值的學科定位，認為他們的影響研究是僵硬的外部研究和文學史研究，提出要“正視'文學性’這個問題”，因為“文學性”是美學的中心問題，是文學藝術作品得以存在的內在規定性。也就是說，比較文學應該把美學價值批評重新引進比較文學學科領域之中。
但是，一旦文學性介入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實踐之中，就使得我們面前的比較文學研究出現了新的困擾。這主要是因為傳統的影響研究以實證性探尋為研究定位，當然如果僅僅對於“國際文學關係史”的研究來說，這種實證性的影響研究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是對於一種文學的比較研究來說，它卻存在著一定的缺陷。這主要是因為，實證性的影響研究想要求證的是人類的美學藝術創作過程中存在的接受和借鑑規律，“實證能證明科學事實和科學規律，但不能證明藝術創造與接受上的審美意義”。也就是說，要從文學藝術的外部研究來揭示其文學內部的規律性，這當然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影響又被稱為是“像難以捉摸而又神祕的機理一樣的東西，通過這種機理，一部作品對產生出另一部作品而做出貢獻”。就連強調實證影響研究的伽列（ate又譯卡雷)都認為影響研究“做起來是十分困難的，而且經常是靠不住的。在這種研究中，人們往往試圖將一些不可稱量的因素加以稱量。
所以說，文學審美性介入比較文學研究之後，影響研究就不應該還是一種單純的文學關係史研究了。然而，當下我們的許多比較文學教材在處理影響研究的時候還沒有很好地解決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性研究的關係問題，還是將二者糾結在一起。比如在闡釋媒介學的時候，還是把實證性的文學媒介考證與譯介學混雜在一起，這樣造成的後果就是沒有辦法真正把譯介學出現的非實證性“創造性叛逆”說清楚。可以說，當下的譯介學已經不是簡單的語詞翻譯了，它更關注於文學性因素在不同語言體系中出現的變異現象。但是由於以前的影響研究特徵過於模糊，所以就造成了譯介學無法獲得恰當的研究定位。實際上，比較文學中的實證性研究和審美性研究並不是不可兩全的，我們沒有必要將二者在影響研究中糾纏不清，完全可以將二者分為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一個是實證性的文學關係史研究領域；另一個則不再只注意文學現象之間的外部影響研究，而是將文學的審美價值引人比較研究，從非實證性的角度來進一步探討文學現象之間的藝術和美學價值上新的變異所在，是屬於文學變異學研究領域。
其次，提出文學變異學的研究領域是有充分的文學歷史發展實踐的支援的。這是因為，從人類文學的歷史發展形態上看，文學形式和內容最具有創造力和活力的時代，往往是不同國家民族文學、乃至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碰撞、互相激盪的時代。這些時期的社會文化和文學不會保持靜態，它往往表現為不同體系的文化和文學之間碰撞激盪、交流匯聚、相互融合的狀態，它是各種文學基因發生“變異”並形成新質的最佳時期。所以，這些時期會在文學上呈現出生機勃勃、豐富多彩、新異多變的創造性面貌。比如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段的文學局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雖然此一時期社會動盪不安，甚至戰亂頻仍，但是正是由於印度佛教文化/文學因素大量被引人中土，刺激了中國本土的文學創造力，當然還有中國南北朝文學的彼此交流和融合，所以在文學和文學理論方面都留下了許多不朽的篇章。探究這種文學橫向發展現象的內在實質，就是不同文化/文學體系之間的衝突和交流，“能夠啟用衝突雙方文化的內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條件中進入亢奮狀態。無論是欲求擴充套件自身的文化，還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機制內部都會發生一系列的'變異’”。本土文化/文學體系自身出現的變異因素往往就是文化與文學新質的萌芽，而這種具有創造力的新因素最終推動了文學的發展。
而且，這種外來的異質性文學因素所引起的文學變異現象甚至使得本土固有的傳統得以變遷，這樣的文學變異就成為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變異的文學現象促進了本土文學的發展，並逐漸融入本土文學的傳統中，形成後世文學的典範。比如聞一多在論及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時候，肯定了佛教文學對中國文學產生的重大推動作用，認為如果沒有外來的文學因素的介入，中國本土文學就不會有那麼多變異性的發展，北宋以後的“中國文學史可能不必再寫”。確實，魏晉以降的佛教文學流傳進入中土，中國古代文學在這種橫向的衝擊下，吸收和借鑑，產生了新的文學變異因素，我們今天所說的深受外來文學因素影響的中國禪宗以及變文、小說、戲劇早己成為中國文學自身的固有傳統。而且，每個國別文學體系中出現的文學變異現象都是豐富而複雜的，因此對文學變異現象的研究理應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主要視角之一。
最後，提出文學變異學領域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們當下的比較文學學科拓展已經改變了最初的求同思維，而走入求異思維的階段。比較文學的法、美學派理論都是在單一的文明體系內部進行的，他們都是從求同思維來展開比較文學的研究。尤其對於沒有實際關聯的不同文明體系的文學現象之間的比較，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更是從一個共通的“文學性”層面出發，來研究它們之間的共同點的。它注重強調沒有實際影響關係的文學現象之間的“某種關聯性”，這種所謂的關聯性也就是韋斯坦因(UlrichWeisstein)所謂的類同或者平行研究中存在的“親和性”。無論是“關聯性”或是“親和性”，都是一種以求同思維為中心的比較文學研究模式，這在單一的西方文學/文明體系中是很實際的一種研究正規化。然而，當我們將比較文學的研究視野投向不同的文明體系中的文學比較的時候，就會發現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學原則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異質性的文學表現，更多的是面對同一個文學物件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學表達形式或觀念的變異。對不同文明體系的文學變異現象的研究曾被韋斯坦因等西方學者的求同思維所懷疑，這種“遲疑不決”的心態正是比較文學求同思維的具體寫照。那麼，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要走出比較文學的求同，而要從異質性與變異性入手來重新考察和界定比較文學的文學變異學領域。而文學變異學的提出正是這種思維拓展的最好體現。
從上面三個方面來說，我們提出比較文學的變異學研究領域是對頗受爭議的影響研究的研究物件和範圍的重新規範，並且變異學還有古今中外的文學橫向交流所帶來的文學變異實踐作為支援，它更和當下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中所強調的異質性的研究思維緊密結合。所以，比較文學的文學變異學的研究領域有著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如果將文學變異學作為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之一，那麼，它在比較文學整個學科建構中的地位是怎樣的呢？它和比較文學學科其他研究領域的彼此關係是如何的呢？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給以明確界定的。
實際上，對變異學領域的界定以及對比較文學學科領域的界定還離不開對比較文學學科特質的再明確。如果我們從學科史的實踐上來看的話，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它的學科特質幾乎就沒有穩定過。法國學派提出比較文學是國際間文學關係史的研究，是縮小了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人為地造成比較文學研究的危機。美國學派提出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卻又把研究領域無限擴張，把比較文學推到一種“無邊的比較文學”的“文學研究或文學學術研究”；中國學者提出比較文學的跨文化或者跨文明研究，更多的是帶有文化自覺意識和方法論意識上的學科思維建構。這三者對比較文學學科特質各有側重之處，當下中國比較文學理論界更多地是將這三者貼上在一起，來建構自己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沒有在共時性的層面上去面對比較文學真正的學科特質問題。所以，就無怪乎當下的比較文學學科領域遲遲不能得到一個明確的研究物件和研究範圍了。
那麼比較文學的學科特質該如何來界定呢？如果我們綜合比較文學發展三個歷史階段的學科理論實踐以及定位，就會發現比較文學學科研究是在兩個基點上展開的：跨越性和文學性。
首先，從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進入文學研究視野的時候，研究者就在把比較文學的學科特徵歸結為一個最為基本的核心一跨越性。從歌德和馬克思提出“世界文學”的設想以來，法國學派從跨國研究來進行文學關係史研究，美國學派提出跨學科研究，中國研究者提出跨文化以至於跨文明研究，雖然各有不同的側重點，但是他們都十分強調在不同文學體系進行跨越式的比較研究。比較文學的跨越性特質突出了比較文學是具有世界性胸懷和眼光的學科體系，它主要關注的目標就是通過對不同國家、文化與文明之間不同文學體系之間跨越性的研究，在異同比較之中探尋人類可能存在的“共同的詩心”。可以說，跨越性是比較文學得以區別於其他學科的一個突出特質。
跨越性的特質一方面說出了比較文學的開放性和交叉學科的特徵，更因為是對不同文學/文化體系的跨越性研究，使得它更能夠發現文學新創造的生長點所在，因此具有更多的前沿性研究的特徵；另一方面，跨越性說出了比較文學的一個學科理想，就是以一種世界性的胸懷來探尋人類的共同文學規律。只有通過對不同國別、文明體系中的文學進行跨越研究，對文學和人類其他藝術領域的跨越研究，才使得我們有可能接近和洞悉一種“共同的詩心”。
其次，比較文學研究實際上離不開文學研究，或者說，它離不開對文學性和審美性的基點。上文已經談到美國學派對法國學派放逐文學性的文學關係史研究的激烈反駁，提出比較文學研究必須“正視文學性’這個問題”[hp1331。但是隨著學科的發展，尤其是文化研究的蓬勃興起對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很大的滲透作用，從而使得當下的一些比較文學研究過於向文化研究靠攏，並且大有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正如喬納森。卡勒(JonathanCuller)所說，比較文學的這種文化研究使得比較文學成為一種“對世界上所有話語和文化產物的研究”從而使得比較文學學科成為一種無邊界的文學研究。這樣的話，比較文學就成了一種幾乎“無所不包”的學科，就完全談不上一個學科必須具有的明確的研究物件和研究範圍，就在這無所不包之中泯滅了自身。當然，我們無意完全否認文化轉向對比較文學帶來的新啟發和學科研究生長點，我們所要強調的就是作為一個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必須有自己明確的學科研究領域。如果離開了文學或者文學性的研究，比較文學就無從建立一個穩固的研究領域它也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由此可見，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比較文學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學科特質，也同樣規定著比較文學學科研究領域的劃分。如果說，法國學派的文學關係史的研究和美國學派的跨學科研究等都強調了對文學現象的跨越性研究，而成為比較文學的學科領域；那麼，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領域剛好就是從跨越性和文學性這兩點上面生髮出去的，它是文學跨越研究和文學審美性研究的結合之處。因為最為切近比較文學的這兩個學科特質，所以成為一個更為穩固的學科研究領域。和文學關係史研究相比較，它更為突出文學比較的審美變異因素，不但注重對有事實影響關係的文學變異現象的比較研究，而且也研究那些沒有事實關係的，以及以前在平行研究中人們對同一個主題範疇表達上面出現的文學或者審美異質性因素，所以說，文學變異學研究領域是更為開闊的。
那麼，從上文的這些論證中，我們就可以得出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定義：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研究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象交流的變異狀態，以及研究沒有事實關係的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個範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異質性和變異性，從而探究文學現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律性所在。
分析了比較文學變異學提出的原因，以及真正的含義之後，那麼作為一個比較文學學科的固定的研究領域文學變異學也應該有自身明確的研究物件和研究範圍。我們將從四個方面來辨析文學變異學可能的研究範圍。
第一是語言層面變異學。它主要是指文學現象穿越語言的界限，通過翻譯而在目的語環境中得到接受的過程，也就是翻譯學或者譯介學研究。國內一般的比較文學教材都沿用法國學派的觀點，將譯介學放入媒介學的研究範疇之中，但是由於媒介學屬於傳統實證的影響關係研究，而譯介學卻涉及了很多跨越不同語言與文化層面的變異因素在裡面，所以我們很難將譯介學歸入此類。也就是說，“譯介學最初是從比較文學中媒介學的角度出發、目前則越來越多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由於當下視野中的.譯介學研究已經超越了傳統的語詞翻譯研究的範疇，所強調的己不是傳統的“信、達、雅”，而是“創造性叛逆”。已經從傳統的實證性研究，走向了一種比較文學視野下的文化與文學研究，那麼譯介學就不能用簡單的實證影響關係來作為研究正規化了，它已經超出了媒介學研究的範疇。而在這其中，我們要把研究的注意力從語詞翻譯研究轉向那些語詞的變異本身，也就是將文學的變異現象作為首要的研究物件。
第二是民族國家形象變異學研究，又稱為形象學。形象學產生在20世紀的中葉，基亞(GuyardM.F.)在其《比較文學》一書中就專列一章“人們看到的外國”來論述形象學，並稱之為比較文學研究“打開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雖然後來韋勒克(ReneWellek)以形象學是一種“社會心理學和文化史研究”來否定伽列和基亞的嘗試[，但隨著社會科學新理論的出現，形象學逐漸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分支之一。當然，形象學也從最早的實證性關係研究，而走入對一種文學和文化研究的範疇裡面。形象學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一國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的他國形象。在這裡，他國形象只是主體國家文學的一種“社會集體想象物”[12+p29，正因為它是一種想象，所以使得變異成為必然。比較文學對於這個領域的研究顯然是要注意這個形象產生變異的過程，並從文化/文學的深層次模式入手，來分析其規律性所在。
第三是文學文字變異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的基點是文學性和文字本身，所以文學文字之間產生的可能的變異也將必然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範疇。首先它包括有實際交往的文學文字之間產生的文學接受的研究領域。文學接受是一個很熱門的研究領域，正如謝夫萊爾(YvesChevrel)所說，“接受’一詞成為近15年來文學研究的主要術語之一”國內的多本比較文學概論也列出了專章來處理接受研究的問題，但問題是，接受研究目前還沒確定一個明確的研究定位。它是影響的一種變體呢，還是不同於影響研究的新研究正規化，它和影響研究的異同又在哪裡呢？實際上，從變異學和文學關係學的角度來看文學接受學，問題就非常清楚了。它不同於文學關係研究，主要是因為後者是實證性的，而文學接受的過程卻是有美學和心理學因素滲入，而最終無法實證的，是屬於文學變異的範疇。其次，文學文字變異學研究還包括那些以前平行研究範疇內的主題學和文類學的研究。主題學和文類學雖然研究範圍不同，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二者都有法、美學派追求“類同”或者“親和性”研究的影子。而實際上傳統的主題學、文類學研究中，已經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主題變異和文類變異問題，尤其在不同文明體系中，文字之間的主題和文類在類同之外，更多的卻是不同之處，那麼我們的比較文學研究的任務就是“不僅在求同，也在存其異”。而且通過不同的文學主題和文類變異現象的研究，我們可以更為有效地展開不同文明體系間的文學對話，從而更為有效地總結人類的文學規律。
第四是文化變異學研究。文學在不同文化體系中穿越，必然要面對不同文化模式的問題。也就是說，“文化模子的歧異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學的模子的歧異”是比較文學研究者必然要面對的事情，文學因文化模子的不同而產生的變異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這其中，以文化過濾現象最為突出。文化過濾是指文學交流和對話過程中，接受者一方因為自己本身文化背景和傳統而有意無意地對傳播方文學資訊進行選擇、改造、刪改和過濾的現象。文化過濾研究和文學接受研究很容易混淆，但是最為關鍵的，就是文化過濾主要是指由於文化“模子”的不同而產生的文學變異現象，而不是簡單的文學主體的接受。同時，文化過濾帶來一個更為明顯的文學變異現象就是文學的誤讀，由於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學現象在跨越文化圈時候造成一種獨特的文化過濾背景下的文學誤讀現象。那麼文化過濾和文學誤讀是怎麼樣的關聯，它們彼此之間關係如何，它們是如何成對發生的，它們所造成的文學變異現象內在的規律性是什麼，這都將是文化過濾和文學誤讀所主要探討的問題。
這四個層面的變異研究共同構成了比較文學的文學變異學的研究領域。當然，作為一個全新的學科視角，變異學研究中還存在很多問題等待梳理，但可以肯定地說，文學變異學的研究範疇的提出，對於比較文學學科領域的明確，以及對於比較文學學科危機的解決無疑是一種有益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