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們通過回答第一個問題，一方面為“詩史”做出了有力的辯護，另一方面也做好了準備，可以直接回答第二個問題了。“為什麼對歷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現就是好詩”?此問題現在即可代換成“為什麼對重大事件的反映或表現就是好詩”?對此的回答也是從正面為“詩史”名號的以史譽詩提供合法性理由。
“好詩”之“好”當然離不開杜甫詩藝的高超，但正如我們前文已指出的，“詩史”的稱譽中，“好”很程度上來源於“史”。我們撇開人所共知的杜甫詩藝，只關注這個“史”。
初看之下，這似乎不可能，單獨的“史”或“重事件”怎會產生詩之“好”?“一般史書”照樣記載、從而“反映或表現重大事件”，可它們連“詩”都不是，更別說是“好詩”。
可是，我們都知道，最好的史書——《史記》，無可爭議地置身於中國古代最好的文學作品行列，更享有眾所周知的魯迅美譽“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在這裡是以詩譽史，詩也可以構成史之“好”。
這提醒我們，在某種最高的程度上，而不是從一般的文類著眼，詩、史是相通的。正是這種“相通”，使得詩、史通過互喻而互譽，指示著那種最高程度。這就是以史譽詩、以詩譽詩的合法性所在。
哪種最高程度?我認為可借用海德格爾的“存在”一詞說明。
前文曾定義“歷史”為“曾經發生的一切”，但這個“歷史”對大部分時代的大部分人來說，很大程度上是隱晦的，因而是不“存在”的。人們Et常“操心”的只是自己的瑣事，小圈子裡的事，最多有“個人的歷史”。即使對於很多歷史學家，“歷史”也往往隱身為僵死的編年史材料。但在“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刻，“歷史”最大限度地因“澄明”而“存在”了，因為它能“急劇地改變幾乎所有人的生存狀態”，從而活生生地發生在幾乎每個人的行為中，發生在每個人的喜怒哀樂中。
於是，唯有通過鮮活的個人才能把握歷史的“存在”，就像《史記》“列傳”反映秦末漢初的大變動那樣，它又何嘗不是詩呢?而當杜甫以詩歌表現天寶年間自己以及他人的所見、所感、所行時，那不正是安史之亂生動的“存在”嗎，又何嘗不是史呢?“詩史”之“史”是“存在”著的歷史，這再次說明了它的“特定”意味。顯然，對“存在”的探討將會進入最基本的哲學分析，而至此，“詩史”已得到有效辯護，故本文不再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