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詩史說 杜甫詩 孟榮 宋祁 胡宗愈
論文摘要：孟榮首先提出杜甫詩歌是“詩史”的觀點。他認為，杜甫在安史之亂期間流離隴、蜀時所寫的詩，全面反映杜甫此時的生活，也表現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是“詩史”。宋祁認為，杜甫的律詩善於陳述時事，律切精湛，氣魄巨集大，是“詩史”。胡宗愈認為，杜甫的詩歌抒情與敘事結合，表現個人與反映時代統一，是“詩史”。杜甫詩歌“詩史”觀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詩歌一向稱為“詩史”，而杜甫的什麼詩是“詩史”，卻眾說紛紜。因此，追溯杜甫詩歌“詩史”說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詩史”稱杜甫詩歌始於晚唐孟架，改於北宋宋祁，成於北宋胡宗愈。孟槳認為，杜甫在安史之亂期間流離隴、蜀時所寫的詩是“詩史”，這些詩全面表現了杜甫此時的生活，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宋祁認為，杜甫律詩善於陳述時事，律切精湛，氣魄巨集大，是“詩史”;胡宗愈認為，杜甫詩歌抒情與敘事結合，表現個人與反映時代統一，是“詩史”。孟架規定“詩史”的亂離背景，宋祁限定“詩史”的律詩體裁，胡宗愈揚棄兩家，揭示“詩史”的內涵，至此，杜甫詩歌“詩史”說基本建立。
“詩史”最初是兩個詞，分別指前人的詩歌創作和歷史記載，不是一個詞，不指杜甫詩歌。《宋書·謝靈運傳論》雲:“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作為一個詞而指杜甫的詩歌，始於孟架。孟架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
據現有文獻，稱杜甫詩歌是“詩史”始於孟架o馬茂元說:“把杜詩稱為詩史，最早見於晚唐孟槳的《本事》。”“從‘當時號為詩史’這句話看來，詩史這個名詞好像是在杜甫時代已經存在了，—縱使不在杜甫時代，也應該在孟槳以前。可是就我們能夠看到的唐代的記載中，除了《本事詩》外，卻沒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詩史。”
孟槳稱杜甫詩歌是“詩史”，並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詩歌是“詩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詩歌。孟槳認為，杜甫遭遇安史動亂，流落隴、蜀，此時所寫的詩歌才是“詩史”，其他時間、其他地方所寫詩歌不是“詩史”。“詩史”的寫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難且流離隴、蜀，也就是說，安史之亂以外的詩歌不是“詩史”，就是安史之亂期間卻不是在流離隴、蜀時寫的詩歌也不是“詩史”。孟槳的“詩史”說嚴格地限定了杜甫詩歌的範圍。
孟槳嚴格限定“詩史”作品寫作背景，又明確規定其內容。他認為，杜甫在安史動亂、流離隴、蜀時的詩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動亂，流離隴、蜀的生活，抒寫了他的感情，沒有什麼大事遺漏。“詩史”是杜甫動難時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現，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過他的詩歌還可以瞭解他的時代。例如《秦州雜詩》、《月夜憶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將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等，不僅反映了杜甫個人在安史之亂中流離隴、蜀的苦難生活和感情，也表現了當時社會的動亂。寫於安史動亂，流離隴、蜀時的杜甫詩歌表現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個時代，這樣的詩歌才是“詩史”。
按照孟槳的“詩史”說，杜甫許多詩歌都不“詩史”。例如安史之亂爆發前的詩《兵車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在長安所寫的詩《悲陳陶》、《哀江頭》、《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寫的詩《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陽所寫的詩《洗兵馬))，由洛陽途經漁關赴華州所寫的詩《新安吏》、《石壕吏》關吏》、《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還有安史之亂平息後所寫的詩《釋悶》、《天邊行》、《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草堂》、《題桃樹》、《登樓》、《宿府))、《憶昔二首》、《三絕句》、《昔遊》等等，甚至還有寓居成都時所寫的詩《蜀相))、《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南鄰》、《狂夫》、《江村》、《野老》、《恨別》、《客至》、《絕句漫興九首》、《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這些詩很多是當代學者視為“詩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與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絡”。《淹關吏》、《新婚別》等“三吏”、“三別”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陽經過撞關，赴華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見所聞。”《三絕句》“有高度現實主義精神，可以說是絕句中的‘三吏’、‘三別’。”這樣的詩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亂、流離隴、蜀之時寫的，自然不是孟槳所說的“詩史”。可是這些詩歌的“詩史”性質很濃。例如: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齧臂時，回頭卻向秦雲哭。殿前兵馬雖曉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三絕句》)“夔州處女發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諮磋”(《負薪行》)。“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坳哭秋原何處村?”(《白帝》)孟槳的“詩史”說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亂前後所寫的詩歌，範圍何其狹小。
可是，孟槳“詩史”說強調杜甫詩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難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現，所以特別強調其寫作的動亂時代背景和苦難的個人生活。孟槳對“詩史”說有不可磨滅的首創之功，他創造性地將“詩史”與杜甫詩歌聯絡在一起，賦予杜甫詩歌以全新的認識，也賦予“詩史”以全新的意義。孟槳為杜詩“詩史”說奠定了以安史動亂、苦難生活為背景的學說基礎，當代杜詩“詩史”說基本沿著他的方向發展。例如，袁行需主編《中國文學史》說: “杜甫用他的詩，寫了這場戰爭中的重要事件，寫了百姓在戰爭中承受的苦難，以深廣生動、血肉飽滿的形象，展現了戰火中整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他的詩，被後人稱為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