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學科分工所造成古代與爾疆彼界。是否可以嘗試另外的思路：既突破“古”“今”之間的學術疆界，又不至於混淆“古”“今”之間的學術界限，在細心的辨析中總攬相關學科之間並行而又互相糾纏的生動景觀。比如，20世紀新文藝學體系的建構，不可能不與20世紀古典文學思想的研究發生糾葛。既然如此，當我們回顧百年中的古典文學思想研究時，就不能只限於考察現代學人對傳統批評著作和傳統批評理論的興趣，而應該同時考察他們的這種興趣實際輻射到哪些現代文學思想領域。要之，由於我們所關注的物件是現代的文學思考者對古典文學思想的思考，又因為20世紀的新文學有著與傳統文學全然不同的文化價值追求，所以，沿著“現代”與“古典”並存而糾纏的雙行思路去探詢，應是題中應有之義。
首先，我們先關注一下王國維。受西方文化的現代學人，很容易覺得文化思想在整體上擅長於歷史敘述而缺乏思考，於是，出於批判改造之意，必然要引西人思辯之長以改造傳統文化思想。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就既是傳統詞學批評的一種延續，又是20世紀新學人批判舊說而另立新說的“先鋒”行為。換言之，王氏既可以看作是新文藝學思想的奠基者，又可以看作是治傳統文學批評的先行者，這雙重屬性恰恰也是當時中國之文化形勢的生動體現。在某種意義上，王國維的研究，已經在嘗試著20世紀末人們所說的“轉型”；為什麼在百年之後的今天，人們還在籲求“轉型”呢？
“轉型”必需的前提就是不因循既定的格式套路。一般研究者多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作為現代學科的確立，是以黃侃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課程並最終寫成《文心雕龍札記》為標誌的。循著這種規範的學術思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或者被確認為傳統文學批評的自然延續，或者被確認為同其《紅樓夢評論》一樣，是當時以西方思潮為動因而展開的新文學批評，總之是不宜拿它來當20世紀古典文學批評之研究的開山著作！而現在想提請大家討論的是：這樣一種規範的思路，是否可以與另一種思路連通？我認為是有必要的`。
於是，可以嘗試雙行思路。而一旦超越了單行思路，就會生成為多維思路。王運熙先生曾呼籲過，古代文學批評的研究，應該重視作家作品評論中所具體展開的古典文學思想。這一呼籲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響應。舉一反三，我們其實還可以意識到，在進入20世紀以後，古典文學思想的展開方式將是多維的：既可以在純粹的古典文學思想以及古代文學批評史的專門化研究中展開，又可以在具備了新與舊、中與西之思想衝撞運動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展開，還可以在新世紀人們建立民族文學理論體系的思考中展開，等等。其中，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中國走向更加開放的大形勢下展開的學術思維，不可能不具備中西比較的思維態勢，但這必須是具有原創性的，不宜因循於既定的比較模式。比如，人們早已習慣了這樣的認識：西方文化善於邏輯推理，中國文化善於直覺感悟，其實，我們何妨一問：那種被稱作邏輯的東西，是否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態？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去發現百年以來人們以西方邏輯思維模式審視中國古典文學思想時所可能出現的錯覺和誤解。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嘗試著去發現中國古典文學思想，以及其所體現的哲學思想、美學思想、思想等所具有的邏輯理性——不同於西方的另一種邏輯理性。
不論是多維展開方式的確認，還是對中國傳統邏輯理性的“證明”，都要求我們具備一個“思想者”所應該有的強烈的“問題意識”，捕捉真正的“問題”，於是就成為我們最為艱鉅的學術任務。在這裡，有以下幾個“問題”，希望能引起人們的關注：
古典文學思想的現代延伸方式與現代高校文學。只要回顧一下已經流行起來的古典文學批評方面的研究著作，就不難發現，其中很多是作為高校文科教材或教學書而出現的，於是，大學文科教育就自然成了古典文學思想之現代延伸方式的基礎，也自然就成了我們的基本關注點。百年以來中國高等學校的文學教育思路，以及其中相應的古典文學的，究竟有哪些“問題”值得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