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積累與演變過程中，魏晉南北朝又是獨具特色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相對於兩漢，傳統文化的內部發生了顯著的新變，如伴隨著政治鬥爭的殘酷、社會局勢的動盪、人性的覺醒，玄學清談成為時尚，佛、道廣泛傳播，文學地位上揚；如以垂訓鑑戒為基本特徵的史學受到普遍的重視，而內容龐雜、往往未易駕馭的諸子地位下降。又有值得注意者，魏晉南北朝的經學雖不再有兩漢的盛況與“獨尊”地位，儒家的政治觀念、道德說教、人生理想，依然是維繫國家政教傳統的核心準則，也是當時世族仍在傳承的內在命脈。
然則最具貴族氣質的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使得魏晉南北朝這樣的亂世，充滿了別樣的魅力，長久地吸引著研究者的目光；尤其是魏晉南北朝世族與文化的研究，更是近百年來海內外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熱點領域。而在這一領域中，奠定基本框架、影響方法走向的大師級人物首推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二“禮儀”中，陳先生指出：“蓋自漢代學校制度廢弛，博士傳授之風氣止息以後，學術中心移於家族，而家族復限於地域，故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中，陳先生進一步揭示：魏晉南北朝之士族，“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於其他諸姓。……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於學業之因襲。故士族家世相傳之學業乃與當時之政治社會有極重要之影響。”按陳先生在此點透：其一，治魏晉南北朝文化必須由家族入手；其二，家族與地域不可分離，家族都基礎於特定的地域之上；其三，家族文化的核心內容在於優美之門風（家風）與因襲之學業（家學）；其四，家族的家風與家學關係著、影響著當時的政治社會。
建立在上述通識之上，再來看王永平教授新近出版的博士學位論文《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版。以下簡稱“王著”），其學術意義便可以大體明瞭了。
王著30餘萬言，列有八章。首章“漢魏六朝時期江東世族的形成及其社會地位的變遷”，末章“綜論——從文化的角度觀照中古江東世族”；這是以巨集觀把握和義理闡述為主的兩章。在這兩章中，王著認為：江東本土豪強於秦漢之際登上歷史舞臺，漢武帝時期出現了幾位有影響的文士代表。隨著北人南遷，東漢時期形成了一些世代相傳的江東大族勢力。孫吳立國江東，江東世族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便利，其勢力達於全盛。西晉滅吳，江東大族淪為“亡國之餘”，仕途不暢，然仍心存復國之念。及兩晉之際，晉室倉皇南渡，出於文化與種族的憂慮，江東大族毅然拋棄成見，接引北人，從而共創東南偏安之局。東晉南朝時期，江東大族在社會政治諸方面受到僑姓世族的抑制，居於從屬地位；在思想文化領域，他們雖力圖保持經、史傳統，但也不得不效仿僑人之玄學風尚。又江東世族較長時間的歷史演變、相對完整的發展過程及其各具特色的家教、家風、家學，可以作為解析中古世族文化的典型。王著的中間六章是全書的骨幹所在，分別是“忠義世家：吳郡陸氏之家風與家學”、“厚德載物：吳郡顧氏之家風與家學”、“文采風流：吳郡張氏之家風與家學”、“從尚武到崇文：吳興沈氏家風與家學的嬗變”、“江表儒宗：會稽郡虞氏、賀氏之家風與家學”、“諳練故實：會稽郡孔氏之家風與家學”；王著考述了這七大世族生成、演進的“實情與真相”，家風家學的面貌與變遷。以家風家學言，陸氏崇尚“忠義”，重視事功，恪守儒家道德規範，特重經術，族中名士多好文學，兩晉以後並注意習玄、信佛，從而與主流文化相通，保持了文化世族的優勢；又顧氏以“厚道”著稱，尤重禮法，學術文化上以經術為本，族中教育以儒學啟蒙，而為交通北人，自東晉初，顧氏顯宗始習玄風；又張氏重性靈，尚文采，講儀容，其人物多具名士氣息，東晉南朝時期更是玄化頗深，又崇信佛學，用心文學藝術，其地位因之迅速上升；又沈氏漢晉之間為“武力強宗”，整體文化水準不高，劉宋以降以迄齊、樑，則完成了向崇文的轉變，儒者相繼，沈氏又世代信奉天師道，這頗有力於其家族的內在凝聚；又虞、賀二氏皆有深厚的經學傳統，為政上崇尚忠義，而南朝以降，虞氏漸重文學藝術，順應了當時的主流文化習尚，提升了家族地位；又孔氏從政忠直有幹能，尤精擅法律典制，倡導“會同佛道”，堅持天師道信仰，迄為江東大族文化保守思潮的重鎮。按王著這樣的結構安排，不僅相對完整、均勻對稱，而且總論與分論彼此照應，巨集觀與微觀、抽象與具象相得益彰，此可謂深符著述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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