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現代行政計劃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異化的行政計劃有根本的區別， 原因是多樣的。現代行政計劃的功能主要體現為決策、指導和協調。目前在形式上出現了去計劃化 的現象， 但是從行政法意義上來講， 實質意義上的去計劃不可能出現。規劃和計劃只是表述的不同， 並沒有本質的不同。
關鍵詞： 行政法視野； 行政計劃； 制度定位
2006年是我國十一五規劃實施的第一年，它像以前的10個五年計劃一樣在描繪著我國未來五年的發展藍圖。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在名稱中它棄用了我們熟悉的計劃一詞，而是使用了規劃這個詞彙，這也為我國計劃體制改革以來的去計劃化現象提供了一個註腳。如何在行政法的視野下看待這一現象、如何理解行政計劃的制度定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劃的異化及其與現代行政計劃的區別計劃經濟體制作為一種社會發展模式，最早是伴隨著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而建立的。
我國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借鑑前蘇聯的發展經驗，也建立了這種模式，經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等階段的不斷探索，逐步過渡到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出於發展生產的目的，計劃成為最重要的手段。不可否認，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早期，在社會生產力比較落後的情況下，這種經濟體制通過國家權力的集中干預，確實有效地聚集了社會資源，為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體制的弊端卻日益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的發展，計劃也逐步走向異化和畸形。
由於經濟計劃處於一種主導的地位，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錯覺， 以為計劃僅僅侷限於經濟領域，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隨著計劃在經濟領域的成功，使行政機關更為熱衷於計劃帶來的集中和高效， 計劃也逐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計劃一旦產生，並得以作為體制確立後，藉助著國家權力滲透到國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層次，無微不至地關懷著人們的生活，不僅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蕩然無存，而且成為全面控制人們的一種桎梏。［1］由於這些計劃基本上都是行政機關釋出的，也屬於行政計劃的範圍，但是屬於一種異化了的行政計劃。以行政命令方式存在的計劃基本上成為資源配置和指導人們生活的唯一手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劃就是政治，計劃就是法律。［2］這一時期的計劃有著比國家法律更為強大的強制性，所有的個人和組織都必須在計劃安排的軌道上前進，否則就會受到國家公權力的干預和制裁。比如企業要按國家的計劃進行生產， 否則就可能失去原材料的供應，甚至被解散；個人要按計劃進行生活，否則就可能連生活資料都難以取得。計劃不僅使社會的生產和人們的生活整齊劃一，而且將人們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統一性的烙印。正如哈耶克所言：社會計劃所指向的目標， 是一個單一的目標體系，要使每個人為這個單一體系服務的最有效辦法，就是使每個人都相信那些目標。強迫每個人為同樣的目標而工作，還是不夠的。重要的是，人們應當把它們看成自己的目標。雖然必須替人們選擇好信仰並強加在他們的身上，但這些信仰必須成為他們的信仰， 成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條，以便使個人儘可能自願地依照計劃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動。［3］相對於社會現實，人類的理性認識總是有限的，因此企圖把社會的發展完全置於計劃的控制之下，必然會導致錯誤和製造人為的障礙。擁有計劃制定權，從而掌握社會資源配置的行政機關相對於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享有天然的優越性，制約體制和糾錯機制的缺乏為計劃的異化提供了天然的土壤。於是計劃的內容中人類理性的成分越來越少，氾濫的計劃日益背離社會正確發展的軌道。
現代行政計劃是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計劃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首先，現代行政計劃雖然運用的範圍非常廣泛，但是不再會像計劃經濟時代的計劃那樣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強烈的控制性，雖然有些拘束性規劃依然有強制性，但是更多的是非強制性的規劃，主要是通過引導、誘導等方式發揮作用。其次，現代行政計劃更充分地體現了行政民主的發展趨勢，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如計劃公開、聽證、提出異議等制度，充分地保障相對人民主參與的權利。在計劃經濟時代，計劃的制定往往遵循著高權時代的權力規則，僅僅是行政機關單方性的權力執行結果。而作為計劃規範物件的廣大民眾根本沒有和計劃制定機關進行互動的機會。第三，在計劃經濟時代，由於行政是國家權力體系的主導，往往連形式法治意義上的依法行政也難以實現，計劃的效力甚至會高於法律的效力。而且有些計劃充滿著政治的意味，國家會藉助政治的力量推行，法律更是被束之高閣。在現代社會，雖然由法律直接控制規劃的內容仍然難以實現，但是要求制定機關受組織法的控制，並且不得違背法治的精神和原則。第四，在計劃經濟時代，由於計劃本身就是法律，就是代表國家意志的無可爭辯的正義，當人們受到侵害的時候，沒有任何法律救濟的渠道。現在，面對行政計劃的侵害，人們不僅可以通過一般的途徑進行救濟，在條件成熟時，還可以尋求司法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