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納西·威廉斯是美國二戰後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他的成名作《玻璃動物園》描寫了在經濟大蕭條時期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悲劇。本文以文學倫理學批評為研究視角，分析家庭矛盾背後的倫理身份缺失和混亂，聚焦作品中家庭成員婚姻關係及代際關係的失衡及其原因，進而說明其引發的倫理秩序混亂是最終導致家庭破碎的原因。威廉斯通過描寫一部家庭倫理悲劇，表達了他的倫理道德觀念，倡導以愛與責任為基礎的傳統家庭倫理的迴歸，凸顯其道德旨趣。
《玻璃動物園》是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的成名作。威廉斯聚焦家庭問題，描述了一幅矛盾重重的家庭生活圖景，引發了評論家和讀者的大量討論。若要解釋溫菲爾德一家家庭破碎的成因，我們可以通過文字細讀，從倫理的視角出發，回到當時的倫理現場，對人物的倫理身份及人物之間的倫理關係作出判斷。本文認為，父親角色的缺失使得其他家庭成員承擔了本不該承擔的倫理責任，因而造成倫理身份的混亂，其最終引發的倫理秩序混亂導致了一出家庭倫理悲劇。
1. 混亂的倫理身份
《玻璃動物園》中，父親早在十六年前就拋棄家人出走，未能履行自己的義務，放棄了作為丈夫與父親的倫理身份。從文學倫理學批評角度來看，父親出走是一個具有轉折性的倫理選擇。這一選擇使得其他家庭成員的倫理身份以及他們之間的倫理關係發生了改變。在父親本應是養家人的南方家庭，父親的缺失無疑給母親阿曼達帶來了沉重的打擊與負擔。她不僅要履行母親的職責，關愛及教育孩子，還要代替逃避的父親挑起支撐家庭的重擔，撫養孩子長大。阿曼達一人承擔了兩人的責任，既是父親又是母親的雙重倫理身份使得她總是過度關注孩子，結果適得其反。她一直強調勞拉的跛腳只是小小的缺陷，卻反而加重勞拉的自卑情緒;在日常生活中對湯姆的各方面加以指點，反而堅定了湯姆的出走念頭。她也未能消除孩子們由於缺乏父愛導致的自閉和不安全感。代際之間的重重矛盾與阿曼達混亂的倫理身份不無關係。
倫理身份變化更為明顯的'則是湯姆。湯姆長大成人後，作為家裡唯一的男性，在以男性為主導地位的南方家庭中，自然而然的承擔了父親的倫理身份，賺錢維持家庭開銷。儘管他心中懷揣著一個海員夢，儘管他煩透了在製鞋廠的機械工作，可他必須承擔家庭倫理責任，對無一技之長的母親和身體略微殘疾的姐姐負責。家庭的羈絆使他無法實現自己的夢想，導致自我倫理身份與父親倫理身份的衝突，因而備受煎熬。母親阿曼達卻把湯姆養家這一行為看作是理所當然，加深了湯姆對強加在他身上的倫理身份的排斥。在與母親時常的爭吵中，湯姆總是說“我什麼也沒有”，“我這一輩子在這兒沒有一件東西能算我自己的”(劉海平 434)，表現出他對自己雙重倫理身份的掙扎。
2. 失衡的倫理關係
《玻璃動物園》中，阿曼達與湯姆面臨著多次衝突，代際倫理關係遭遇迷失。母親與兒子產生矛盾和衝突的根本原因在於現代家庭結構的變化，關涉到單親家庭裡母親與子女之間關係的倫理問題。溫菲爾德家庭是不完整的，丈夫這一頂樑柱角色的缺失對一個經濟大蕭條時期捉襟見肘的中產階級家庭而言是滅頂打擊。在時局艱難的“外憂”和孤兒寡母的“內患”中，阿曼達自然把湯姆當成家裡的支柱，對他的一切關注備至。但是她總是抓住生活的瑣事不放，例如在餐桌上對湯姆的吃法指指點點，卻無法深入兒女的精神世界，與他們作真正的溝通。她不理解湯姆為什麼會看“瘋瘋癲癲的勞倫斯先生寫的那本可怕的書”(劉海平 434)，埋怨湯姆整日去電影院，責問他為什麼不把抽菸的錢省下來。這樣的矛盾日積月累，逐漸加深了母子之間的隔閡。女兒勞拉的敏感脆弱則使得阿曼達總是以愛的名義強加自己的意願。她先是讓勞拉學習打字，在計劃失敗後又忙著為勞拉尋找歸宿，忽略了勞拉內心的抗拒。
從外部倫理環境來看，日益商業化的社會對於西方傳統家庭成員關係也有著深層次的影響。比起關注孩子的內心世界，阿曼達更看重湯姆每月帶回來的薪水，因為這與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她在看到兒子對工作不上心時並沒有詢問他真正的想法，忽視了湯姆內心的苦悶，而是質問：“你有什麼權利這樣胡來?害得咱們大夥兒可能失去生活保障?”(劉海平 435)可見她說話的出發點不是對湯姆的關心，而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消費時代的倫理環境中，人們遵循的是利己主義道德準則。利己主義強調的是“一己私利的至上性，把一己私利的得失，視為道德上善惡與否的唯一標準”(羅國傑 171)。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倫理環境中，阿曼達物化了母子之間的關係。本劇第四場，當阿曼達發現湯姆極有可能重複他父親的老路時，她表現出的不是即將失去親人的惶恐，而是對湯姆提出要求：“那就走吧!不過，得要等到有個人來代替你”(劉海平 445)。當家庭倫理親情被物質化之後，家庭不再是愛的港灣。
3. 艱難的倫理選擇
《玻璃動物園》中，兒子湯姆始終面臨著一個艱難的倫理選擇：拋開自身的倫理身份，遵從內心尋求自由，或是承擔父親和兒子的雙重倫理身份，埋葬自己的夢想。湯姆心中一直存有當海員的夢想，盼望有朝一日能在海上航行，獲得自由，但他卻被現實捆住了手腳。父親的離家出走使得他成年後不得不承擔起父親的倫理責任和義務，在製鞋廠賺取微薄的工資來照顧母親和姐姐。他厭惡自己的生存環境，每天渾渾噩噩地生活，時常靠看電影來排解自己心中的苦悶。他的行為又受到母親的責難，認為他自私自利。湯姆雖然很愛自己的家人，同情姐姐的不幸，但卻認為自己承擔了太多本不該承擔的責任。他把自己的生活環境比作一口棺材，黑暗而壓抑，把他釘住的釘子則是父親和兒子的倫理身份給他帶來的家庭倫理的束縛。
湯姆受到父親的遺傳，內心向往自由的本能使他最終追隨父親的老路，脫離了他的倫理身份，也放棄了他的倫理責任和義務。這一選擇並沒有使他獲得真正的自由。不論他走到哪裡，總擺脫不了來自家庭深深的羈絆。正如他在本劇結尾自白的那樣，“哦，勞拉，勞拉，我想把你丟下，但我比原來更忠於你”(劉海平 489)。從湯姆面臨的倫理困境來看，正是在代際關係的失衡及過多的倫理責任的重壓下，他不得不做出倫理選擇。他最終逃避倫理責任與義務的行為使得家庭倫理秩序陷入混亂，整個家庭支離破碎。
身處於經濟大蕭條這樣複雜冷清的時期，溫菲爾德一家同時也被家庭內部矛盾困擾。父親的缺失使得母親和兒子不得不承擔起額外的倫理責任，代際關係的失衡更是加深了家庭成員的隔閡。湯姆最終選擇放棄自己的家庭倫理身份，同時也逃避了自己本身作為兒子應承擔的關心愛護母親和姐姐的倫理責任，這是對當時家庭倫理秩序的破壞，由此帶來的後果是家庭破碎，母親與女兒相依為命，兒子如無根的浮萍在外面飄蕩。威廉斯通過描寫這樣一部家庭倫理悲劇，倡導以愛與責任為基礎的家庭倫理的迴歸，強化每個人的家庭責任感，呼籲穩定和諧的家庭倫理關係，這對當今社會仍有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