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生態批評作為一種新興的理論話語和批評方法正日趨成熟。本文旨在採用生態批評視角，重新審視D．H．勞倫斯的《蛇》中體現的人與自然的關係，並從“征服、統治自然觀”與“生態整體觀”兩個方面，探索《蛇》中蘊涵的生態思想和勞倫斯對人類生存前景的終極關懷。
論文關鍵詞：《蛇》；生態文學批評：人；自然
深受浪漫主義思想影響的現代主義作家D·H·勞倫斯於192年完成的詩集《鳥·獸·花》以隱喻和象徵的手法勾勒了大量豐滿的動植物形象，其中的樹木、花草、家禽、野獸均富於情感和靈性勞倫斯賦予自然以生命的血肉，通過將自然人格化，發現人與自然神祕的聯絡方式。其中的名篇《蛇》寓言般地講述了文明人面臨大自然的困惑與躊躇，初始本能的敬畏與隨後心中敵意的“教化之聲”形詩的張力，詩人最終在贖罪與自省中呼喚與大自然和諧共存關係的建立。歷來評論家已採用原型批評和弗洛伊德分析等方法分析過該詩。本文采用生態批評視角，重新審視《蛇》中體現的人與自然的關係，並引發對人類文明與人自身的反思，從而挖掘出勞倫斯對“征服、統治自然觀”的批判和“生態整體觀”(hoistithought)的呼喚。
20世紀60年代，美國生態運動的導火索《寂靜的春天》(1962出版了，這本絕不“寂靜”的書，引發了美國當代轟轟烈烈的群眾性保護運動。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inLiteraryEcology)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即“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到1993年，生態文學研究成為公認的批評學派。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一些生態文學批評的專著相繼出版。1996年佐治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本：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並在前言中指出生態批評“作為一種批評立場，它一隻腳踩著文學，另一隻腳踩著土地；作為一種理論話語，它協調著人類與非人類的關係”。國內學者則進一步詮釋為：“作為一種文學和批評，生態批評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文學來重審人類文化，進行文化批評，探索人類思想、文化、發展模式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如何導致環境的惡化和生態的危機。並最終以弘揚關懷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為歸宿。
英國著名的生態文學研究者喬納森·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環境已經完全變了，我們必須再次提出那個老問題：我們究竟從哪裡開始走錯了路?”‘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出現，具有深刻的認識論和價值論的思想根源。”海德格爾便把拯救地球生態危機、拯救人類社會的希望寄託在文學上。在他看來，重整破碎的自然與重建衰敗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而D．H．勞倫斯早在詩篇《蛇中對陷入迷途的人類文化發出了相同的探尋，並呼喚自然與人和諧關係的建立。
一、《蛇》中的人與自然
《蛇》作於1920年7月義大利西西里島，是根據勞倫斯個人的真實經歷寫成。在一個炎熱夏日的午後，蛇與“我”都前往“我的水槽”找水喝。他先到達，安靜、愜意地先喝起來，“我”站在一旁靜靜地等待。“我”很喜歡“他”，像一位安靜的客人；來“我的水槽”喝水，“這是我的榮幸”。而“我”的耳邊卻不斷地響起“教化的叮囑：“一定要殺死它!”，因為西西里島金黃色的蛇是有毒的儘管“他”舉止溫和，這條毒蛇仍可能威脅“我”的生命。當“他抽身離去時，“我”撿起一塊木材“啪地一聲砸向水槽”。變調的暴力之聲劃破了午後的寂靜，也打破了“我”與蛇之間的默契。“他閃電般地縮進了“黑洞”裡，留下“我”為自己的卑鄙行徑懺悔、祈禱。勞倫斯的《蛇》寓言般地道出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並企圖喚醒人類及早為自己對自然犯下的“罪行”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