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作家在敘寫“父子倫理”這種富含傳統文化價值隱喻意義的關係時，都在某種程度上彰顯著創作主體“時代性”和“文化性”的價值理念和藝術觀念。在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父子倫理關係多被簡單地敘寫成現行歷史觀主導下的文化象徵符號對立模式。而到了蘇童處，文字中“尋父”、“審父”和“弒父”的情節顯示著創作主體對於父子倫理關係更為人本化和複雜化的敘事探索。
蘇童小說《狂奔》對父子倫理關係進行了全新闡釋。本文試對作品主人公瑜“尋父——審父——弒父”的過程進行分析，以此探詢創作主體的敘事倫理。
敘事倫理這一概念源於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中所言：通過個人或集體的敘事抵達創作主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現經學者擴充套件為小說的敘事目的、原則、規約性、文化立場選擇等。[1]前面是單純對創作主體藉助其文字樣態彰顯倫理訴求的分析闡釋；後者是在主題學、詩學的互動中建構體現。本文取後一種界定。
雖然小說帶給讀者廣大的想象空間，如文字中的敘事反映了作家怎樣的敘事意旨、道德價值判斷、文化立場和相應的詩學訴求？父子倫理敘事模式又透映了小說藝術怎樣的發展趨向，並在何種程度上鍊接了當時小說的文化精神？筆者並無力去解決這諸多問題，僅在下文做一些相關思考。
一、尋父與審父
小說中被瑜稱作“父親”的人始終缺席，對於這個一直沒有出場的“父親”，文字中的交代多是從他人口裡說出的。在這裡，作家解構了傳統意義上父子倫理衝突所有能指敘寫的可能，父親的缺席令瑜有一種無根感。面對這種生命存在現實，作為子輩的瑜一方面要尋找父親，一方面只能在代父的面前凸現自身。
於是小說讓木匠出現，開頭瑜向王木匠張望說他很像他父親，又說他不是他父親。這實際就是一個尋父的儀式，瑜實際上成了一個質疑“誰是我真實父親”的人。父名只需要能指就能起作用了。瑜雖然有“尋找”的行為，卻終究無法找到“父親”。按照拉康的說法，主體有沒有菲勒斯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本身想要成為菲勒斯。[2]但瑜也是成不了的，因為他的慾望無處投射，雖然文字到處有空缺，包括意義空缺，但筆者說不清究竟在什麼地方。
在蘇童處，“審父視角”是創作主體完成實驗敘事的基本前提和藝術先導。因而有了瑜對王木匠的發問。小說並無意讓瑜真正的父親出現，去驗證血緣的合法存在。瑜的主體意識一直處於混沌的狀態，在瑜兒童夢幻般的懵懂視角中他無法弄清尋父與審父對他的意義。鬧頭疼的少年瑜，有自卑的缺陷性格，對家庭和社會有許多困惑，卻始終在冷漠和孤獨中成長。在不確定的諸多本能前，他失去了一切清晰的判斷能力。
這種脫離日常經驗的“無根”書寫，直指向文末瑜無可迴避的狂奔。迴歸，但迴歸之路已迷失，那麼只能狂奔。可是蘇童筆下的狂奔卻往往又預設成一個環，扣成一個死結。即使經過支離破碎的掙扎也永遠也敵不過宿命，於是回到與最初相似的狀態：尋父未果的無根，代父給予的不徹底的焦慮（鋒利的刀刃）……木匠和父親已經成為擺脫不掉的心理陰影。一旦狂奔，無可更改，無法停止。於是，瑜身為子輩和男人的雙重身份混雜起來。瑜作為子輩的等待父親回家和作為男人的“弒父（代父）”成為塑造於這一形象的雙向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