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州經濟在唐代有了長足的發展，這種快速發展的勢頭在中唐後表現得尤為明顯。那麼，唐代敦州經濟是如何發展的呢？
唐代款州轄款縣、休寧、姿源、祁門、黝縣、績溪6縣，相當於今安徽境內新安江上游、祁門及江西婆源等地。從秦漢時起，歷朝皆在這裡設定郡縣管理。秦屬彰郡，漢屬丹陽郡，東吳時屬新都郡，晉屬新安郡。隋開皇十一年(591年)置款州，大業三年(607年)改歇州為新安郡，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款州總管府。貞觀初分天下為十道，款州屬江南道;江南道分東、西道時，歇州屬江南東道，貞元三年(787年)分浙江東、西道為浙東、浙西、宣款三道，歇州屬宣款道，治款縣。歇州地處山區，州“在萬山間”，土地貧痔，自然條件並不太好，但在唐人眼中卻被視為“富州”，原因何在?唐代款州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怎樣?經濟發展有何特色?本文擬在這些方面做一些初步分析。
款州的農業經濟在唐代有了超邁前代的發展。不過款州的農業經濟並不主要表現在稻作農業的發展上，而是表現在以茶葉為主的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上。
歇州以丘陵、山地為主，“新安為郡，在萬山間，其地險陋而不夷”①，“林深村落多依水，地少人耕半是山”②，便是對該區自然環境和地貌特徵的概括。山間一些旁溪近河的河谷平地固然宜於植稻，唐詩中也有“稻熱瓜累歲有仁”，“村南村北稻花明”的記載。不過總的來講，山多地少，糧食的種植面積不大。多山的地理環境固然限制了糧食生產的發展，卻為茶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提供了理的場所。歇州人民揚長避短，靠山吃山，在丘陵、山地間廣種茶樹，因此在中唐以後，款州境內茶園廣佈，成為唐代江南地區最重要的茶產地之一。
歇州的茶葉主要產於委源、祁門二縣。陸羽《茶經》雲:“款州生婆源山谷，與衡州同”;楊譁《膳夫經手錄》亦云:“姿源方茶，制置精好，不雜木葉，自樑、宋、幽、並間人皆尚之，賦稅所人，商賈所資，數千裡不絕於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顧諸茶品之亞列。”祁門茶在《茶經》中未載，不過唐人張途在《祁門縣新修間門記》中給我們留下該地產茶的重要記載，該文雲:“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餘戶，其疆境亦為不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鹹議，愈於諸方，每歲二三月，資銀婚增素求市，將如上材料表明，祁門、嬰源茶區具有面積大、業茶眾、茶葉產量多、製作精的特點。由於山多地少的自然環境，促使當地的農民不得不即山樹茶，仰茶為生，因而形成了“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的景觀，這表明祁門、嬰源一帶植茶麵積廣，業茶人數多。
“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鹹議，愈於諸方”;“婆源方茶，制置精好，不雜木葉”，說明祁門、婆源出產的方茶，製作技術高，質量好，在當時已被茶商視為茶中精品。唐人楊譁在《膳夫經手錄》中根據各茶區產茶多少和質量高低，把唐代茶葉分為“以多為貴”和“少而精者”兩類。根據他的劃分，蜀地新安茶、饒州浮樑茶等以多取勝，而款州產茶區則屬“少而精”類。其實，這一劃分並不能使人信服，僅從張途對祁門一地的記載來看，祁門茶不僅在質量上為浮樑諸茶所不能及，就是在業茶之眾、植茶之廣、產量之多方面，絲毫也不亞於浮樑，“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足資說明。
其次，祁門、姿源一帶已形成了專業化的農業區域—茶葉生產種植區，已出現了以種茶為生的專業種植戶—茶農。祁門、婆源縣境山多田少，多山的自然環境宜於種茶，卻不適於植稻，因此這裡的人民即山樹茶，以此為生，這表明兩地的茶葉種植基本上和糧食生產分開，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生產部門。據張途記載，祁門一縣是有5400餘戶，卻有十之七八的人口在從事茶葉生產。即是說，這裡已有40()0戶左右的種茶專業戶。一戶若以6口計③，即有24000多人在從事專門的茶葉種植和茶葉生產製作。在唐代，以植茶為生的並不限於款州的祁門、婆源二縣。事實上，至遲在中唐以後，江淮產茶區的農戶“作業多仰於茗茶”。文宗大和年間(827年一835年)，有人就指出“江淮人什二三以茶為生”④。開成五年(840年)十月，鹽鐵司上奏亦稱:“江南百姓為業，多以種茶為生。”⑤可見，中唐以後，在南方重要的產茶區內，至少有一部分地區已開始了茶葉的專業化生產，而這種現象只不過在款州的祁門、姿源二縣表現得尤為明顯罷了。隨著茶區專業茶農的日漸增多，在唐代戶籍中又增添了“園戶”這一新名稱，這無疑是專業化茶葉種植區形成的反映。
再次，隨著茶葉專門化種植區的形成，祁門、婆源一帶的茶葉貿易也有了較大發展。茶葉是唐代新興的一項大宗商品，說它是商品，是因為茶農生產它，主要不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消費，而是為了投放市場出售交換。這樣，茶葉生產與市場交換自然便聯絡了起來。這種為市場交換需要，以獲取交換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必然會推動茶葉貿易的發展。所以，每到出茶時節，以求利為目的茶商們不遠千里，不畏辛苦，絡繹不絕地前往茶區購茶。這勢必會在產茶區一帶形成以交換茶葉為中心的地方市場。“倚溪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⑥湖、常兩州交界的水口草市，就是這樣一個因交換茶葉而形成的地方集市。在文獻中，祁門、婆源茶區雖無這樣的地方交換市場的直接記載，但從“每歲二三月，(商人)賈銀絡增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祁門)，
“商賈所資，數千裡不絕於道路”(婆源)的記載來看，這裡業已形成了交易茶葉的市場。茶葉貿易使一向偏僻的山區，一下子變成了熱鬧非凡之地，這對山區地帶的經濟開發，無疑是具有極大的刺激作用和推動作用的。
商人“貴銀絡增素求市將貨他郡”，說的是外地商人前往茶山收購茶葉的情況。其實，祁門、婆源一帶本地茶商販茶到其他地方，也為數不少。茶農既以種茶為生，他們是商品生產者，同時又是商品出售者。祁門、姿源地區山多地少，糧食不能自給，而“業於茶者七八矣”的茶農“給衣食，供賦役”又全仗茶茗了，為了維持生存，交納賦稅，擴大生產，他們必然會想方設法把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迅速投放到市場上出售，以換取他們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因此，這裡的茶農其中必定有一部分專門從事茶葉販運。祁門、婆源地區的茶農固然是屬於小商品生產者，但也不排除他們中間的少人在製茶、販茶過程中發財致富，隨其資本的不斷增大，逐漸成為擁有雄厚實力的大茶商。鹹通三年(862年)，祁門縣令陳甘節修治好間門溪後，“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復無阻。”⑦這裡的“居民業舟”表明，祁門茶區從事茶葉外運的本地商人當擁有一定數量。楊譁稱婆源方茶，“自樑、宋、幽、並間人皆尚之”。姿源方茶既然遠銷北方州郡，其中一定有相當部分是當地茶商販運去的。據記載，唐末五代初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禁江南茶商無得人境，自採山中(幽州大安山—引者)草木為茶，弩之。”⑧既然婆源方茶早已遠銷幽薊，那麼劉仁恭在幽州“禁江南茶商無得人境”者，其中必有不少的姿源茶商。明清時期，徽商十分活躍，有“無徽不成商”，“賈人幾遍天下”之說，其實他們的前輩歇州茶商在中晚唐時就已相當活躍。
祁門茶葉外運主要是走水路，從間江上游的間門溪(祁門水)出發，然後溯間江西行至都陽湖再人於長江。《祁門縣新修間門溪記》雲:“縣西南一十三裡，溪名間門，有山對聳而近，因以名焉。水自疊嶂積石而下，通於都陽，合於大江。其濟大利物，不為不至矣。”《新安志》卷一《風俗》載:“新安，故秦二縣(黔縣、款縣—引者)，在山谷間，地廣遠。……祁門，水人於都，民以茗、漆、紙、木行江西，仰其米給。”《新安志》為南宋歇縣人羅願編撰。如上材料無疑是宋代祁門地區土產外運以交換米糧情況的反映。唐代的情況是否也如此呢?這裡我們有必要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唐後期祁門一帶已形成了茶葉生產的專業種植區，茶農們靠茶葉生產“給衣食，供賦役”。而該地的糧食生產不多，需要從產糧區大量運人方能自給。在唐代，江南地區由於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稻作生產技術的進步，使糧食的畝產量大為提高。這樣，農民就有更多的餘糧投放市場交換，因而進人流通領域的糧食數量較前代大為增加。進人流通領域進行交換的糧食，除流向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流向了糧食不能自給的經濟作物專業種植區。而經濟作物專業種植區(這裡主要是指茶葉專業生產區)的形成和它對糧食的大量需求，又必然會導致和促進糧食商品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宣歇產茶區的人民把所產的茶葉大量外運以換取米糧，長江中下游產糧區的糧食也不斷流向宣款山區，這在唐代是有史可證的。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盧坦出任宣歇觀察使。當他到任之時，正逢該區發生旱災，糧價驟長，屬下有人建議抑米價救飢，盧坦卻不以為然。他說:“宣款土狹谷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⑨”於是放開米價，“米鬥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在唐代，外地糧商在款州特別活躍，這與該區農民多以種茶為生形成了專業化的農業區域當有極大的關係。就祁門縣而言，進人該縣的糧商多是來自長江中游地區的江西商人，因為這裡的水上交通便利，他們順閻江而下便可直達祁門。產糧區的糧食大量流人經濟作物種植區，反映了農業生產領域不斷在向專業化、區域化方向發展、邁進，標誌著農業領域內商品生產和社會分工有了較大的發展。馬克思說:“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⑩，“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⑧祁門等地以茶葉生產為主的專業化區域的形成，顯然是建立在社會分工有相當程度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是唐代農業領域內商品經濟發展的集中體現，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地商品性農業的發展，無論是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前代。
款州的手工業在唐代也有了顯著發展，除製茶業外，還表現在制墨、制硯、造紙、竹編、漆器、麻織、釀酒等手工業部門中，其中以制墨、制硯為中心的文具製造業在全國皆處於領先地位。
1.制墨業。墨是重要的書寫工具之一，從其製作的原料來看，可分石墨、松煙墨、油煙墨等種類。石墨是一種“悉如墨”的山石，《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載:“黝縣，本漢舊縣(即黔縣)，縣南有墨嶺，出墨石。”《舊唐書·地理志》記載了黔縣得名的由來:“黔縣，縣南墨嶺山出石墨，故也。”《太平御覽》卷五四《地部十九》引唐人《款州圖經》雲:“黝縣有墨嶺，上有石如墨色，軟膩，土人取以為墨。”《新安志》卷五《黔縣·古蹟》亦云:“石墨井，在縣南十六裡，《方輿記》雲墨嶺上出石墨，土人採之以書，採處成井。”可見，歇州黔縣一帶很早就知道使用石墨作書了。
據文獻記載，秦漢時曾一度流行石墨，到魏晉之時逐漸被松煙墨所取代。歇州山多美鬆，為該地制墨業的發展提供了優質原料。中唐後這裡的制墨業就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大規模的發展卻始於唐末，這與北方制墨工匠李超、李廷矽父子南來有較大關係。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五《墨譜·二之造》載:“江南黔款之地，有李廷矽墨尤佳。廷矽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睹款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陸友《墨史》捲上亦載:“(李)超與其子廷矽，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歇州，地多美鬆，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
河北易水在唐代是全國著名的制墨中心，這裡有許多制墨大家，李超、李廷矽父子便是其中之一。唐末因躲避戰亂，李氏父子來到江南歇州，把北方先進的制墨技術帶到了這裡，對於推動當地制墨業的發展起了極大作用。大約李超在款州制墨之始，數量不多，但製作精，質量甚佳。徐銥稱“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筋，與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⑩。後來規模不斷擴大，制墨之精稍不如前。“唐末陶雅為款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雲:‘爾近所造之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大約到了李超之子李廷矽時，由於改進了制墨生產技術，墨的質量大為提高，李氏之墨遂名冠天下。據宋人何遠《墨記》載:“餘為兒時，於彭門寇釣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矽、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矽殘壁，璨然滿目。其廷矽小挺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足見其質量之高。所以宋人蔡襄在評品天下名墨時以“廷矽墨為天下第一品”。從這些記載不難看出，李氏之墨在唐末已名顯於世，到南唐宋時，已成為墨中精品而名揚天下，時有“千金易得，李墨難求”之說，故宋人稱“墨出於款之黃山，肇於唐末李超、廷矽父子，自南唐以來貴之”⑩。
2.制硯業。款州是唐代江南地區最重要的制硯基地，也是全國制硯業的中心之一。款硯產於姿源龍尾山，《新安志》卷一O雲:“婆源研，在唐開元中，因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裡，見疊石如城壘狀，瑩潔可愛，因攜以歸，刊粗成硯，溫潤大過端溪者。後數世，葉氏諸孫持以與令。令愛之，訪得匠手，琢為研，由是天下始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款守獻研，並薦研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摧為研官，令石工周金師之，其後匠益多。”從如上記載可知，婆源龍尾硯的製作、生產始於玄宗開元時⑥。獵人葉氏逐獸山中，將所獲之石“刊粗成硯，溫潤大過端溪”，說明款硯質量頗高。不過當時款硯的製作僅限於葉氏家中，數量有限，在社會上影響不大。後來葉氏的子孫獻硯於婆源令後，
“由是天下始傳”，說明唐後期款硯已開始了大規模生產。1976年，在合肥唐墓中出土了一方箕形歇硯，石質細潤，色澤清純，墓碑上所刻時間為唐開成五年(840年)，說明唐後期歇硯已很流行，廣為人知了。婆源龍尾石紋色有螺紋、眉子、金星和銀星幾大類，李之彥《硯譜》雲:“款硯，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為寶。”據陶毅《清異錄》記載，五代後梁初，梁太祖朱溫賜宰相張文蔚等三人“龍鱗月硯”⑩，就是款州生產的一種較為名貴的金星硯，說明唐末五代初年，款硯已作為貢品進貢到中原朝廷去了。到南唐李後主時，在款州設立制硯作坊，由研官專門負責生產，從此款硯名聲大噪，譽滿天下。
3.造紙業。宣款地區造紙業最發達之地當推宣州，開元時宣州所造的案紙、次紙就被列為貢品。天寶二年(743年)在長安廣運潭展覽的宣城郡船上就有人貢的宣紙。款州的造紙業晚於宣州，歇紙前期不人貢，後期人貢，《新唐書·地理志》載“款州貢紙”。《新志》土貢內容反映的是長慶以後地方人貢的情況，說明唐後期款州造紙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到南唐時，款州生產出了名聞天下的澄心堂紙，《文房四譜》卷四雲:“南唐有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洪适((款硯說》亦云:“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矽墨、龍尾硯，三者為天下冠，當時貴之。”
4.竹編業。款州地處山區，竹類資源豐富。竹既可用來建造房物，又可用來編織扇、覃等生活用具。款州竹覃生產歷史悠久，南朝蕭樑時，款令仲文秀“令民先輸六尺覃”，竹覃已成為當地的著名產品。款州竹覃主要產於休寧，《新安志》卷二《敘物產》稱“覃出於休寧，所從來久”。人唐後，款州竹覃做工更加精細，不僅是市場上享有盛譽的商品，而且也作為貢品入貢朝廷。《通典》卷六載新安郡“貢竹覃一合”，《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亦載款州“元和貢竹覃”。
5.釀酒業。款州的釀酒業在唐代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太平廣記》卷二四引《續仙傳》雲，新安款人許宣平以販賣柴薪為生，常自吟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杜牧《款州盧中垂見惠名醞》雲:“誰憐賤子啟窮途，太守封來酒一壺。”杜牧既然把款州太守寄來的酒視為“名醞”，想必此酒在當時已享有盛名。晚唐時，款州酒已作為地方性名酒人貢。凌應秋《沙溪集略》卷四載:“唐朝凌榮祿，字子貴····一日遇異人於溪上，邀至家，以酒待之。異人欣然，授以酒方，指地鑿井日:汲此水，依方造之，其味自佳……試之，果驗。唐光啟元年(885)以方進，蒙賜金帛而歸。”程尚寬《新安名族志》後卷亦載:“款縣沙溪，在邑北十里，款州判官之十世孫日(凌)榮祿，得異人授以酒方甚佳，光啟初進於朝，賜金帛歸，遂名里社為‘皇富”’。
6.漆器業。款州山中多漆樹，漆成為當地著名的土產。劉津《姿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稱款州“其諸膠漆之財，玉帛之貨，山川之利，租庸之常，不足紀也”。《新安志》卷二也說“佳漆則諸邑皆有之”，說明漆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作物在款州山區已有廣泛種植。據文獻記載，款州“山民夜刺漆，插竹覽其中，凌曉涓涓取之，用匕刮筒中，碟碟有聲”⑥。所記雖是宋代取漆情況，估計唐代取漆與此不會相差太遠。
7.麻織業。款州山地宜於種麻，早在東晉南朝時，麻的種植就很普遍。梁武帝時，新安太守任防就吟出了“兀茂麻麥盛”⑩的詩句。人唐後，款州種麻更盛，麻織業相當發達。唐代在產麻區調布，“江南道潤州調火麻，餘州並以經布”，這裡自然包括歇州在內。《唐六典》卷二O《太府寺》把唐代主要產麻區的麻布按其質量的高低分為九等，款州所貢的竺佈列為第七等。唐後期，款州麻織業在前期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載歇州“開元貢麻布”，“元和貢細竺布”，估計在元和時敦州的麻織品在質量上有了較大的提高。
此外，歇州的礦冶業在唐代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新唐書·地理志》載績溪縣“有銀、有鉛”。《新安志》卷五《績溪沿革·山阜》載:“大郭山，在縣東六十里，高五百五十初，周百五十里……舊出銀、鉛，唐天寶四年嘗採。”
唐代歇州手工業的發展具有這樣幾個特點:其一，款州手工業大致可分為官府手工業和民間手工業兩種型別，尤以後者為主。個體手工業者所經營手工業作坊基本上屬於商品生產，生產的產品主要投放市場交換。其二，款州絕大多數手工業部門都是在原料產地中就地取材發展起來的。如婆源龍尾山石宜於制硯，黔縣地多美鬆，是制墨的優質原料，祁門、嬰源山地廣種茶樹，因而這些地方成為款州制硯業、制墨業、製茶業的中心。其三，款州民間手工業的發展具有世代相傳、地域聚業的特點。敦墨自李超開創以來，“超之子庭矽，庭矽之子承浩，庭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處、惟益、仲宣，皆其世家也。”⑩婆源龍尾硯自開元中獵人葉氏初製成硯後，“山下葉氏繁息，幾數百戶，乃獵者之孫也。”④由於受自然條件和原料產地的限制，款州以製造某種產品而聞名，從而匯聚了同類私人手工業者。款州多墨工、硯匠，這些都是生產同類產品的個體手工業者。其四，款州手工業的發展與生產技術的不斷改進有關。款州地多美鬆，是制墨的最佳原料，然而在李超、李廷矽父子南來前，這裡的制墨業一直都默默無聞。唐末李超父子從北方制墨中心河北易水南來此地，帶來了北方先進的制墨技術，遂使這裡的制墨業有了重大突破。延及五代宋時，這裡世出墨工，多佳墨，遂成為全國的制墨業中心而名播天下。
總之，款州經濟在唐代有了長足的發展，這種快速發展的勢頭在中唐後表現得尤為明顯。唐代款州經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茶葉為重點的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手工業的快速發展、交通條件的改善以及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躍上。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山區的資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發和利用，使款州成為江南財力雄富之地，成為唐人眼中的“富州”，從而極大地提升了該州在江南乃至在全國的政治經濟地位。唐代歇州經濟開發所形成的優勢和特色為當時山區經濟開發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總結該地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國當今山區經濟的開發無疑也可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