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日貨觀 交易成本 調查
調查背景和目的
(一)調查背景
時至200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歷了30個年頭,而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有36年之久。在此期間,中日兩國關係總體來說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中日經貿也獲得了可喜的成就,但這一切並非一帆風順,誤解和衝突始終摻雜其中。特別是國內自2000年以來發生在民間的抵制日貨運動成為中日關係中一個獨特的現象。在這一運動中,究竟是什麼因素主導了國人的思維?國人的抵制行為在傳遞一種怎樣的市場訊號?世紀之初的抵制日貨運動,與上世紀末又有何異同?本次調查以日貨觀為切入口,來了解國人對日真正心理及其變化,得到的資料和結論對中日經貿乃至中日關係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調查目的
基於以上認識,自2008年9月開始,本文在遼寧大連進行了一次名為“國民日貨觀問卷調查”的社會調查活動。大連地區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民眾對日思維衝突比較嚴重,所以這一地區的調查資料在某些方面有被放大的可能。同樣為了凸顯這種傾向的差異,使結果更具有指向性,本調查將本次問卷進行了指定社會群體的有目的發放:將分析物件選擇性規定為黨政機關及事業單位成員、企業(非日企)員工、日企員工和學生四個群體,下文將這四個群體依次稱為第一群體、第二群體、第三群體和第四群體,著重考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日貨的購買態度,以期得到消費類日貨的市場資訊(見表1)。眾所周知,抵制日貨運動存在嚴重的不對等結構,即抵制日貨的支援和參與者並沒有太多影響購買大宗日貨的能力和權力,導致抵制效果不佳。而本次調查選取的四個群體構成了消費類日貨的主要抵制——購買群體,他們的意見最能反映當前中國消費者的日貨消費心理和行為。而調查結果也證明,所處群體不同導致日貨觀具有明顯的差異傾向。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322份。在有效問卷中第一群體78份,第二群體47份,第三群體56份,第四群體141份,可見學生群體在本次調查中所佔比重是最大的,而事實上學生群體無論是上世紀末還是本世紀初,都是抵制日貨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也是消費類日貨的主要購買者;從年齡構成上看,25歲以下受訪者共有152人,25至40歲年齡段有124人,40歲以上有46人,也符合日貨市場消費者年輕化的特點。經由SPSS對資料進行統計,本文發現了一些與想象中的國人對日心理不同的傾向,同時社會群體的差別和由此帶來的交易成本差異對日貨觀的不同傾向有重要影響。 調查資料
與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抵制日貨運動相比,如今我國國民的對日心理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在被問及“是否贊同近幾年社會上發生的抵制日貨運動”時,只有11.4%的受訪者表示“絕對贊同”;在不贊同者當中,50.6%的受訪者認為這些運動“應該更有節制和區分”;29.1%的受訪者認為“政治和經濟應該分開”。在反對者中,選擇“抵制日貨會使國家利益受損”和“政治經濟應分開”這兩項的',第一群體為四個群體中最多,分別佔本群體的15.6%和29.1%;而最少的是第四群體,只有16.3%認為“經濟和政治應分開”;與之對應,抵制日貨運動的絕對支持者中,第四群體中有13.5%的比例,是四個群體中最高的。但是仍然可以看出,現今中國社會對待日貨的態度已經趨於理性。在“最近日常購物中是否實踐過抵制日貨”一題中,59.9%的人選擇“沒有,我把質量和價格放在首位考慮”;這個選項中,第四群體的比例最高,達67.4%。
(一)反日情緒並非源自國民教育
在被問及“學校教育對你日本觀的形成有多大影響”的時候,68.6%的參與者表示影響不大,其中又有88.1%的人表示“我有獨立了解日本的途徑和自己的日本觀”,選擇“學校教育使我對日本沒有好感”的只有11%。另外,在“哪個因素使您或者您周圍的人熱衷參與抵制日貨運動”一題中,歷史原因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選擇“日本在近代以來的戰爭中給亞洲人民造成了巨大傷害”的佔到31.9%,但比例最大的是“日本右翼勢力近幾年進行篡改歷史和強佔我國領土”一項,佔50%。其中第一群體中選擇歷史原因的人數比例最大,有36.7%,第三群體最少,有15.8%;而選擇後者的群體中,第三群體比例最大,達到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