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在進入大眾化階段的初期，我國學者的高等教育質量觀深受功能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相關研究從內涵價值和外延功能兩個維度形成了院校層面的多元符合性高等教育質量觀。在我國由“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邁進的過程中，在後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高等教育質量觀從學派層面上升到國家層面，從注重學科視角的不同演變為注重院校層次的分別，從獨立的質量觀發展為系統聯絡的質量觀，從符合型質量觀轉變為創新型質量觀。
【論文關鍵詞】質量；高教強國；高等教育；符合型；創新型；層次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戰略的提出，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理念和實踐的重大創新，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從注重規模數量向注重結構質量的戰略轉折。在高教強國的視野下，我國的高等教育質量觀正在發生著重大的轉變。
一、從精英到大眾：學者層面的多元符合型高等教育質量觀
質量在教育領域是一個複雜多維、不斷髮展的重要概念。高等教育質量是一種兼有主觀性和客觀性的價值存在，是通過作為價值判斷的高等教育質量觀或質量標準表現出來的。高等教育質量觀是人們對於“什麼是高等教育質量”以及高等教育質量“應當是什麼樣的?”和“現實是怎麼樣的?”這兩個基本問題的回答。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觀受到結構功能主義思潮的深刻影響，從精英到大眾的發展階段，我國的高等教育質量觀在學者層面、院校層面上形成了多元性、學科性、符合性的高等教育質量觀。
20世紀80年代，我國學者對於高等教育質量的專門研究還不多見。在我國高等教育90年代中期實施成本分擔以後，對於高等教育市場化是否將降低高等教育質量的擔憂引發了高等教育界對高等教育質量的內涵、外延和價值觀的大討論：安心(1997)在其《高等教育質量的界定初探》一文中將國內外學者專著對質量的內涵區分為：
“不可知論、產品質量觀、達成度觀、替代觀、價值哲學觀、外適應觀、績效觀、內適應觀、準備觀”等八種，她認為教育領域的質量觀是一種達成度觀。在此基礎上，她將高等教育質量界定為：“高等教育滿足現在和未來特性的總和。”她的質量觀是在總結國內外文獻的基礎上，從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多學科視角多元地看待高等教育質量。
趙蒙成，周川(20xx)的研究對“質量”的本義——產品質量進行了溯源研究：他們提煉出“質量”的六種基本屬性，在此基礎上，他們認為高等學校的職能是高等教育質量外延區分的前提；整體而言，高等教育質量的內涵具有主觀性、歷史性、地域性、實踐性等特殊屬性。從功能依存於結構的視角出發，他們還指出：大眾化的高等教育全面質量觀至少應包括“教育目標質量、教育過程質量、教育制度質量、教育設施質量、教育產品質量”等五個維度，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教育產品質量。
潘懋元(20xx)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教育質量觀”一文中引用《教育大辭典》中對“教育質量”的解釋，指出：高等教育質量是高等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優劣的程度，這種特徵“最終體現在培養物件的質量上”，其衡量的標準是“教育目的和各級各類學校的培養目標”。藉此，可將教育質量分成“一般質量基本要求和人才合格標準”兩個層次。潘懋元先生還在20xx年的“全國高等教育研究會第六屆學術年會上”作了《走向大眾化時代的高等教育質量》的動員報告，號召要建立大眾化時代下高等教育多層面的質量觀、建立有效的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制來推進高等教育質量。潘懋元先生在高等教育擴大規模的特殊時期強調了高等教育發展要注重量與質的關係，尤其是要重視符合人才培養目標的“質”。
張應強(20xx)在《高等教育質量觀與高等教育大眾化程序》一文中指出，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矛盾是群眾日益增長的高等教育需求與高等教育質量保證之間的矛盾。他首先從文化價值觀念的角度出發，精要地分析了英、美、中三國高等教育質量觀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程序的作用，並提出了“我們應樹立什麼樣的高等教育質量觀”的現實命題。他認為，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觀應當是“發展性的、多樣性的、整體性的”。在質量控制力的選擇上，他傾向於選擇“柔性的市場力”以最大程度地保證高等教育質量的發展性、多樣性和整體性。
別敦榮(20xx)在《論發展大眾高等教育及其質量保證》中指出：大眾高等教育的質量標準的核心是受教育者的個體進步與發展。他運用馬克思對於事物內因、外因作用的分析，建議主要從高等教育內部構建質量的自我約束和管理機制，在完善外部評價和保障機制的同時，高校內部的教師和管理人員應加強對高等教育質量在大眾化時期內涵的理解。
此外，鄔大光、劉堯、韓映雄、錢軍平、林永柏等學者還分別從國際比較、問題歸因、路徑分析等不同側面對邁人大眾化發展階段的我國高等教育進行了質量觀的全面剖析。
從精英到大眾，學者們一致認為，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的質量標準不同於精英階段高等教育的質量標準：前者是多元多樣性的，後者則是高度統一的；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的質量標準的核心是受教育者的個體進步與發展，而精英階段高等教育的質量標準的核心是為國家和社會重點建設培養精英人才。他們對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質量觀的內涵進行了剖析，並認為：1．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程序中，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矛盾是群眾日益增長的高等教育需求與高等教育質量保證之間的矛盾。2．我國大眾化階段的高等教育質量觀應當是基於符合受教育者身心健康發展、符合高等教育內外部規律的價值判斷。3．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質量觀具有適應性、發展性、多樣性、整體性的內在價值特徵。
二、後大眾化時期：對多元符合型高等教育質量觀的反思
進入21世紀以來，結構功能主義思潮對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影響逐漸減弱，而後結構主義、建構主義等思想逐漸開始在高等教育學界復興，一些學者對於高等教育質量的內涵、外延和價值進行了反思。尤其在20xx年進入高等教育後大眾化發展階段以後，我國高等教育質量發展陷入信任危機的困境；一些相關研究從高等教育質量價值內涵、國際比較以及我國高等教育質量發展的現實問題出發，對高等教育質量內涵在新環境下內在邏輯建構展開了進一步的思考。
龔放(20xx)在《高等教育多樣化程序與質量觀重構》中首先分析了高等教育多樣化發展的必然性和現實性，由此引出在高等教育發展多樣化的背景下，我們的高等教育質量問題需要從質量觀的高度進行解構、重構。龔教授認為應當從“受教育者身心全面、和諧發展的要求和規律”、“學科發展的內在邏輯與相關性”、“社會，特別是用人單位對高等學校畢業生知識、技能和素質要求”三個維度進行衡量和判斷，並要求我們的高等教育不能止於理論和專家認同，要勇於對我國的高等教育質量標準進行實踐探索並得到師生雙方的共同認同。
周泉興(20xx)對高等教育質量標準進行了特徵、價值取向和結構體系上的思考。他認為：高等教育質量標準應該具有穩定性與發展性的統一、基礎性與多樣性的統一、絕對性與相對性的統一、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一這四個基本特徵。高等教育質量標準具有內適性、外適性、個性化等三種價值取向，它們應當統一於高等教育質量標準之中。由此，他提出了我國高等教育質量標準體系結構應當建立在才培養層次、人才培養規格、學科型別體系之上。
胡建華(2005)運用高等教育價值觀審視高等教育質量的內涵。他認為：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從社會本位的價值觀出發，在對高等教育質量內涵的理解中，“將高等教育利於社會、國家發展的價值置於首位。”這是一種不全面、不科學的高等教育價值觀。他認為，我們缺失的是從受教育的角度去感悟、體會的高等教育質量觀。高等教育質量觀應“以滿足學生需要為基礎、以促進學生髮展為前提。”基於此，我們對高等教育現有的質量目標、質量實現途徑和方法及其質量評價需要重新審視。
高等教育質量是一種兼有主客觀價值判斷的價值存在。當前，基於改進的技術型質量觀、基於客體滿足的適應型質量觀是最為常見的。從精英到大眾，我國學者對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應當具備的高等教育質量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大眾化的高等教育質量應當是符合國家、社會、人民多方需求的、多元發展的價值存在；在進入大眾化發展階段後，一些學者對高等教育辦學過程中存在的質量意識不強、質量觀念偏差等現實問題進行了價值反思，後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的高等教育質量觀開始逐步形成“以人為本”、“尊重規律”的價值特徵。
三、建設高教強國：國家層面的多層創新型高等教育質量觀
伴隨著後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思潮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觀的影響，我國學者對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內涵、目標、步驟的研究進一步深入；我國高等教育以提高辦學質量為核心的全面發展態勢已初步形成，強國戰略視野下的高等教育質量觀正在朝國家層面、多層系統的創新型高等教育質量觀轉變。
(一)高等教育質量觀體現國家層面意志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是國家層面的決策意識，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戰略的邏輯起點就在於樹立國家巨集觀層面“從大變強”的質量意識。早在1999年，周遠清就從國際意識、素質意識、改革意識三個層面對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對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性進行了論述，他認為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是國家的意志和歷史的必然，同時他強調：“21世紀的高等教育也是更加重視質量的高等教育”。鄔大光(20xx)則認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是國家層面的重要戰略選擇。他指出：“高等教育強國是具有國際競爭力、與經濟強國相伴的，是我國政府具有長遠眼光的戰略選擇。”瞿振元(20xx)也認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並不僅僅是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需求，更是國家富強、民族崛起的需要。”他從大國崛起經驗以及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兩個視角論證了國家意志層面的高等教育質量建設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必然。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在努力追趕以美國為首的經濟強國和高等教育強國。三十年來，尤其是後十年，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和經濟增長對美國形成了相當強勁的追趕：1998—20xx的10年間，我國GDP佔美國GDP的比重以年均8．08％的速度快速增長；而每萬人中大學生數這一指標我國佔美國的比重增長更是高達年均20．71％。此外，通過SPSS分析，中國GDP增長與中國每萬人中大學生數增長的Pea~on相關係數為0．944，明顯高於美國的0．663；而在吸引留學生方面，近年來美國的外國留學生佔高等教育招生總數的比重穩定在3％；中國的留學生教育雖然起步較晚，但是發展很快——2o02—20xx年的短短五年間，“漢語熱”、“中國熱”吸引的外國留學生成倍增長，留學生數從只佔美國的6．40％快速增長到佔美國的11．41％；與此同時，我國每年派出的海外留學生的規模始終位居世界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料顯示：從20xx年開始我國的留學生輸出數位居世界第一。 由此可見，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增速與經濟發展始終保持一致，且略快於經濟的發展；尤其在最近的10年，我國經濟增長和高等教育發展均保持了對美國的高速追趕，我國高等教育外延式與內涵式混合發展的初步成效已經顯現。在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快速追趕歐美高等教育強國的基礎上，下一階段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主要任務則是進行新一輪深化內涵式發展，即在基本維持現有高等教育規模的前提下，努力提高不同層次、不同型別高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培養更多的創新型勞動者和拔尖創新人才，形成對以美國為首的高等教育強國在更深層面上的追，趕——這不僅是院校和學者層面的觀點，更將體現出我國國家層面的意志。
(二)按照定位的不同，高等教育質量觀是多層面和各有側重的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離不開各型別、各層次高等教育的大提高、大繁榮，這是現階段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觀的又一重要特徵。韓映雄(20xx)曾在其博士論文中對高等教育質量進行了專門研究。他認為新的高等教育質量觀的構建原則至少包涵“多元、發展”兩大要素，而構建工作的前提是對我國高校進行標準化分類，並明確界定不同層次、型別高校的高等教育質量的內涵和標準。潘黎、劉元芳、霍爾斯特·赫磊(20xx)對德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曆程中高等教育機構分層分類的特徵和經驗進行了總結，他們得出的結論認為：穩定而多層的高等教育系統和理性而充分的就業市場機制是建設和繁榮各級高等教育的關鍵和前提。周遠清(20xx)在20xx年2月11日“全國優質民辦高校建設研討會”上強調：在高等教育強國的目標下，各級各類教育和教育實施機構都應具有特定的質量和特色；而…高教強國工程’應該是做強整體高等教育的工程，要做強各級各類高等教育的工程”…。
強國戰略視角下的多層次高等教育質量觀認為，高等教育強國的“強”主要表現在：有一大批師資和人才培養質量過硬、具有顯著吸引力的高水平大學；有一批辦學特色鮮明、質量多元而又富有創新活力的地方院校；還有一批面向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注重應用服務的應用型本專科院校和職業技術學院。按照武書連關於高校分類劃分方法，與之對應三個層面的質量觀分別為：
第一，我國高水平大學(研究型大學和大部分研究教學型大學)的質量觀核心在於“引領”。在20xx年杭州高等教育國際論壇的大會上，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院士指出：高等教育強國必然要求我們的一流大學具有引領社會的職能，這種職能具有創新性和主動性；這種主動創新的`“引領”職能是我國吸引一流學者和一流留學生的重要前提條件，是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
在我國，高水平大學一般都具有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特徵，按照分類標準，我國的大部分研究型大學和部分的研究教學型大學，即985高校和部分211高校屬於中國高水平大學的範疇。這些高校的辦學質量除了體現在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之外，還應具備“引領”社會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特殊職能。衡量我國的高水平大學質量的主要標準之一就是看這些大學對社會、經濟、文化的引領作用發揮的程度。
第二，我國教學研究型大學和部分教學型大學的質量觀核心在於“創新”。建設高等教育強國，要求教學研究型大學和部分教學型大學應當具有為知識、科技、經濟、文化“全面創新”而奮鬥的教育質量，“創新”是這些高校辦學質量的基本特徵。在知識和科技的歷史傳承的基礎之上，建設高等教育強國要求這些高校充分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找準自身的發展定位，努力推動知識技能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創新、教學方法創新、科研成果轉化創新、服務社會渠道創新，形成“傳承與創新相結合，以創新為主”的辦學文化氛圍。
第三，我國教學型本專科院校以及職業技術學院的質量觀內涵在於“服務”。進入大眾化階段之後，我國還有佔高等院校總數一半左右的職業技術學院和地方應用型大專院校。這些院校是我國培養二、三產業一線工人和服務者的主陣地，這些院校的辦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直接影響著我國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與節奏。由於發展定位和辦學目的的不同，對於這些院校的質量要求和衡量標準不能套用高水平大學和地方重點大學的標準——不能要求它們完全去引領社會、創新知識和文化；這些高校建立的目的在於為地方社會經濟建設服務，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高等教育需求服務。因此，立足本地區，培養一線操作技能熟練、適應性強的行業人才，是衡量我國應用型本專科和職業技術教育質量的根本標準。
(三)主動創新型質量已經成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質量可以按照其創新和水平的程度，劃分為符合型質量、主動創新型質量兩種。符合型質量是建立在科學管理關於客觀標準檢驗產品的思想和邊際效用關於產品適於消費者的使用偏好理論基礎上的，指高等教育是否能夠滿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國家、社會和人民的主客觀需求。主動創新型質量是建立在全面評價型質量觀和KANO模型理論基礎上的，指高等教育通過主動創新創造出“魅力質量”、引領社會需求，從而獲得超額質量收益。在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視野下，高等教育對社會經濟的推動作用是主動地引領和創新而不是被動適應和配合；建設高等教育強國需要高校去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更高水平的創新型質量。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要求高校增強自主創新的意識，不斷提高高校的人才培養、科研服務的主動型質量。這種質量是一種具有自主創新和充滿內部吸引力的“魅力質量”。
(四)系統地看待質量與規模、結構、成本、效益的關係
在進人大眾化發展階段以前，我國學者看待高等教育質量大多是獨立和自成體系的觀點，沒有在質量與結構、成本、效益的整體視野下考察質量變化。進入大眾化發展階段之後，我國高等教育質量問題體現在高等教育運作過程的方方面面，表現在教育理念、教育體制、教育結構、教育投入、教育產出、教育氛圍等各互相聯絡的子系統之間耦合性的增強。在這樣的前提下，高等教育質量觀不能僅僅停留在孤立地關注質量系統一個方面，而應當在科學考察人才培養質量的同時，關注人才培養質量與高校成本、規模、效益、結構的互動關係，系統全面地看待高等教育運作過程中出現的質量問題。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是一項偉大的系統工程，不斷提升教育質量是工程的核心目標，在我國高等教育經過三十年“大改革、大發展、大提高”之後，規模早已不再是關注的首要價值，質量與成本，結構與效益已經成為高等院校進一步發展不可迴避的重要戰略性問題。如何在保障質量提升的同時，優化高等教育結構、控制質量成本支出、有效地實現高等教育內外部效益最大化，是從現在開始到將來的很長階段內將要面臨的一個問題。
美國著名教育學者阿特巴赫(PhilipG．Alt-bach)認為：美國成為高等教育強國的主要經驗可以概括為：學術的自由；競爭的意識；服務的精神。他對中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戰略表示了贊同和欽佩，他建議中國高等教育質量應被放大到高等教育結構、師資、投入、交流、辦學效益的系統視野下進行綜合保障和全面提升。
在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漫長征途中，高等教育質量觀由學者層面上升到國家層面，由被動符合型質量觀轉變為主動創新型，由獨立而多元的質量觀演進到系統而多層的質量觀，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需求的必然要求；對於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