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質野情濃的文化元素促進了中國文論生命精神的張揚，“野”作為一個文學批評範疇．它是文人實用思維與詩性追求的融合、凝聚。禮樂文化的人性化育功用束縛了文人自由精神的抒發，“野”不僅標榜著一種生命精神的高度，也是文人自由天放的人文品格的集中反映。由單純的宇宙自然向人文字體轉換，“野”最終形成了一種超越世俗、體悟宇宙的文學批評境界。
論文關鍵詞：野；道德言說；生命精神：自然
中國文學批評範疇是歷史現實與人文追求的映對與統一，中國傳統文化的樂感元素，強調批評主體的沉潛體驗與自由精神的張揚。瀰漫在批評文字之中的激情靈氣與豪放天然的質野取向，鑄造了文學批評的生命精神，而體性明物和文以載道的理性分析模式正因為不斷的道德話語的加入而改變了文學原型與自然性情的發展軌轍，形成實用與質樸、重情與明理的文學批評分野。文學批評的道德言說效應作為中國文論一個固有的人文指標。流淌於歷代文人的集體無意識之中。煥化成一種修齊治平的人文追求，並由此派生出一種評騭詩文的價值標準與學術正規化質野隋濃的文化元素促進了中國文論生命精神的張揚，“野”作為一個文學批評範疇，它是遠古文人實用思維與諍性追求的融合、凝聚。爬梳“野”的文化脈絡，發現其最初呈現為一類地理概念。《詩經》中有曠野、荒野、株野和牧野等說法，《詩經·邶風·燕燕》載：“之子于歸，遠送於野”；柳宗元《捕蛇者說》亦云：“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其中之“野”，以“城”為參照，義近於郊外。《呂氏春秋·審己》載：“稼生於野而藏於倉”，《戰國策·齊策三》雲：“(秦)今又劃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仍大體未出“田野”、“邊境”二義的籠蓋。在先秦的文化視野裡。“野”有時也成為一種評價事物的標準和點明身份的標識。《尚書·大禹謨》雲：“君子在野，小人在位”，“野”顯示出一種獨立不羈的自由品格和民間言說立場；《論語·子路》載：“野哉，由也”；《禮記·仲尼燕居》雲：“敬而不中禮謂之野”。其中所論之“野”，義近於粗野、鄙俗，也初步具有了一種評判標準的意味。
最早從道德文化角度體認和釐定“野”的範疇的，應該溯自《論語·雍也》，其雲：“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朱熹引楊氏語云：“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採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質野偏客體，文史重主觀，質野與文史之別，隱寓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問題，也折射出道德法則篩選下的文字特色與文人心態的分立形態。相近的意旨，在揚雄的《法言》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言語之中不乏道德制約色彩。而其對樸實無華原則的禮讚，則抖露了自然天放的生命意識。正因為此類粗野不文的話語述說，拓展了道德言說之外的廣闊空間，張揚了反觀自身的生命精神的真諦。
禮崩樂壞的文化場景，促成自由申說的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局面。《莊子·雜篇·寓言》雲：“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人，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以時光的推移來展示言說的社會效應。成玄英對“野”疏之雲：“野，質樸也。聞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正因為不耽於道德言說的戒律，文人方能越名教而任自然．弘揚素樸天真的人文品格。而後，樑昭明太子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雲：“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從某種意義上說，“君子之致”意即道德文章的代名，以“累、傷”兩字來闡釋典、麗的用語後果，典與野構成了一對用語行文的矛盾。樑人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評昭明太子之文亦云：“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善眾美，斯文在斯”，亦是道德判斷法則下的一種保守的文化表象．文明社會的種種戒律．自然本性往往臣服於儒家禮教的需要，質野的文化取向受制於詩騷傳統而被大面積打壓。
至體大思精的《文心雕龍》，則以“野”來品詩論篇，推舉“野”的正規化指向。其《明詩》篇雲：“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採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宛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以“直而不野”來標舉漢古詩風貌，“野”便具有了詩學評價標準的正規化意義。語悴情悲的漢古詩，抖露了失意文人躑躅於禮教與世俗關口的矛盾心態。一方面，詩人從真性情出發，張揚生命意識與個體自由，繼承漢樂府的“直”；另一方面，又不失文人圓熟精緻的詩歌能事，堅持“不野”的禮教取向。在劉勰的審美視閾裡，《古詩十九首》的總體風格雖任自然，卻也有一定的文采。而至清人劉熙載，則簡直是推舉古詩之“野”：“《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慨，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之意，與蘇、李之一意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相近意旨，亦見於鍾嶸的《詩品》，其評“左思”雲：“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直抒胸臆，不假雕飾，造成陸機詩風野性天成的風格，“野”作為一種詩學追求．蘊含著真純的風格特質。魏晉以降，“野”作為一種評價詩文的正規化效應，得到了加強。柳宗元《柳宗直西漢文類序》雲：“故刪取其敘，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追步孔子論文的前轍。以質樸無華的文學追求來指引世人的道德踐履．也成為後世文人論文品詩的一種重要繩唐代百川歸海的大國氣度，導致其文學批評呈恢巨集開放氣象。唐人殷瑤《河嶽英靈集》日：“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 ‘野”被單列一體，便具有了文體學的正規化意味，其論常建之詩云：“建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野”就不無文體評價的意味。至於其對孟浩然之詩的界說：“浩然詩，文彩丰茸，經緯綿密，半遵雅調，全削凡體。”則意謂孟浩然之詩文彩與雅調各半。
追求秀麗與雅調的和諧，野體、鄙體和俗體就成為雅體的重要參照。藝術表現形式上的粗糙特質，恰是詩學自由精神弘揚的基點。儼然是以“野”體來論詩品文。亦情亦景、涵詠不盡的藝術匠心中，“野”便浸帶一種興象玲瓏的自然景象，淡泊守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