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論與文學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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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論與文學批評
20世紀是批評的喧囂和騷動的時期,無論是作為精神背景的思潮還是作為思維方法論的流派,都為20世紀的文學批評提供了思考的溫床和操作的工具,促使其誕生眾多的批評觀念和批評方法並獲得眾多新的結論。因此,有理由推斷20世紀是一個“批評的時代”,正如韋勒克所言:“18世紀和19世紀都曾被人稱為‘批評的時代’,然而把這個名稱加給20世紀卻十分恰當。我們不僅積累了數量上可觀的文學批評,而且文學批評也獲得了新的自覺性,取得了比從前重要得多的地位,在最近幾十年內還發展了新的方法並得出新的評價。”(注:《當代西方文藝批評主潮》,馮黎明等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然而,20世紀的文學批評在繁榮的表象之下卻是一個懷疑論(Scepticism)缺席的時代,這直接地影響了文學批評的思想厚度和削弱其批判的鋒芒。與此相關,20世紀中國的文學批評,往往是充當思想鸚鵡和知識看守的模仿式批評,更難窺見懷疑論在批評舞臺上的精神背影,這不能不造成其理論的侷限性和思想被遮蔽。因此,21世紀的文學批評應該接納懷疑論作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理性工具,在一般形態上,把懷疑論引為基本的思想資源和方法論;在具體應用上,將它作為思考和分析的技術工具。從而將懷疑論作為主流文學批評的對立者,以期誕生新的批評觀念和獲得新的批評話語。
    一
  康德曾經以幽默的口吻把懷疑論稱之為“哲學上的遊牧”(注: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對懷疑論作出比較辯證的評價。參見藍公武譯本,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序言”。)。對它的顛覆性的思維方式和破壞精神安寧的理性衝動給以戒備,然而也對其動搖獨斷論和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思想價值給以積極的讚許。其實,我們對於懷疑論進行歷史的溯源,無論是古典懷疑論、近代懷疑論,還是現代懷疑論或者後現代懷疑論,他們的思想投影都閃耀著對矇昧主義、獨斷論、實在論、邏各斯中心主義等傳統形而上學進行存疑與否定、提問和批判的理性主義的光輝,為誕生具有反叛色彩的精神存在開拓心靈道路。古希臘時代的皮羅(Pyrrhon)和先秦時代的,他們的懷疑論都為以後東西方的哲學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而這些思想資源都潛在地影響了文藝。在21世紀的歷史文化語境,我們的文學批評應該延請懷疑論作為思想資源和方法論的構成之一。
  21世紀的文學批評延請懷疑論為思想資源和方法論最重要的思維策略之一是,消解傳統形而上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顛覆傳統文藝理論的獨斷論,清除一切前思維的先驗之見。換言之,就是對以往所有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和觀念與方法進行清理,採取懷疑論“懸置”(Epoche)方法,以存而不論的姿態對傳統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給予懸擱和加括號,使自我的文學批評達到一種沒有任何思維限制性的寧靜狀態。正像胡塞爾宜稱的現象學的一個口號,即“沒有前提”(Voraussetzungslos)所提倡的擺脫他者理論話語束縛的那樣,21世紀的文學批評也應該從“沒有前提”開始自己的邏輯行程,這就意味著新世紀的文學批評拒絕各種虛假意識形態的觀念和方法的約束,不再俯伏於各種西方理論話語的壓抑之下扮演一個思想奴僕的角色,而攫取到一張進入人格獨立的精神劇場的入場券,獲得自我的主體性求證和尋找到屬於自我獨白的話語。從懷疑論破除邏各斯中心主義和獨斷論的理論意義上,21世紀的文學批評應該成為“從沉默開始”的求證自我的獨立批評而不淪落為重複他者思想和話語的依附性批評。如果說胡塞爾認為“現象學從沉默開始”(注:赫伯特·斯皮爾格伯格:《現象學運動》,王炳文、張金言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935頁。)是借用了懷疑論“無言”(Aphasia)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上隱喻著一種思維方法對於他者話語的批判和拒絕從而傾聽自己的聲音這樣的意義,那麼,21世紀的文學批評借鑑現象學“從沉默開始”的方法,以懷疑論的姿態斥拒傳統形而上學給予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所設定的先驗邏輯、理性觀念和思維方法,對它們進行懷疑和否定、反思和批判,從而尋求自我的精神投影。
  懷疑論和傳統形而上學另一個重要的精神決裂是否定“真理”(Truth)與“真實”(True)的絕對性存在,而傳統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則信守這種傳統形而上學有關“真理”和“真實”的哲學原則。21世紀的文學批評應該借鑑懷疑論對於“真理”與“真實”的懷疑和批判,消解以往批評活動中對於它們的思維承諾。懷疑論認為,傳統形而上學中所信奉的“真理”和“真實”是虛假的意識形態的產物,屬於人類精神的“洞穴幻象”。如果說“在古希臘,真理這一術語是指公開展現人的理智之前的東西,具有確實、符合的意思”(注:《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版,第2冊,第1155頁。)是一種不夠確切的表述,那麼,海德格爾對於真理的後形而上學意義的探究,則如此運思:“真理意味著真實的本性。我們通過追憶古希臘的詞語Aletheia(存在物的顯露)來思考這種本性。但是這能規定真理的本性嗎?”(注:海德格爾:《詩··思》,彭富春譯,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頁。)他認為:“人在作為表象之正確性的真理之本質意義上根據‘理念’來思考一切存在者,並且根據‘價值’來估價一切現實。”在海氏的視界裡,真理是理念的邏輯異化,成為價值的潛在象徵品。懷疑論在這樣的邏輯行程行走得更遠,它認為“真理”與“真實”是傳統形而上學所信奉的精神偶像,是人類精神史上虛假意識的產物。它們共同體現理性思維的邏輯暴力和思想極權,也隱喻著一種強烈烏托邦色彩的心靈衝動,常常為獨斷論開闢道路,或者張揚一種知識論為前提的話語權力而實現對於主體的自由和智慧的壓抑。因此,懷疑論否定任何一種外在的絕對“真理”與“真實”,認為它們是一種空幻的精神狂想或者機械的知識論。懷疑論認為,“真理”與“真實”只在純粹意識的意向性活動中顯露,在主體的闡釋和領悟之中。在這個理論意義上,文學批評就不應該再恪守對於“真理”與“真實”的機械信守,也不再沉醉於無論是以知識論為宗旨還是以虛假的精神信仰為前提的任何舊形而上學的真理觀和真實觀。只有這樣,我們21世紀的文學批評才不會再拘泥於“文學與真理”、“文學與真實”或者“文學作品是否表現出真理”、“是否符合真實”等等這樣陳舊的命題和提問,也避免像以往的文學批評那樣遵循著各種理論的真理性約定和正統意識形態的戒律,可以拋棄對於西方話語的簡單模仿而走出一條屬於自我發現的心靈道路,從而使文學批評獲得獨立的精神品格。
  迄今為止文學批評都沒有逃逸出歷史主義的思維陰影,當然這和所有的精神哲學和文化活動都無法超越對它的膜拜有關,所以,“歷史”成為令社會大眾和個體存在所有創造活動與詩性智慧的抑制性力量,它甚至成為外在的物質性的扼殺想象力和自由的客體,潛在地充當了一個毀壞精神的封建君主。人們對於歷史的圖騰和崇拜構成了一個近乎集體無意識的魔圈,歷史成為主體存在的.異己物件,主宰了人的一切生命活動。傳統哲學的思維迷津之一,就是製造了一個歷史的神話,讓人在“歷史”之中喪失自身歷史創造激情和勇氣。
  懷疑論對於“歷史”進行了後現代意義的批判:“懷疑論的後現代主義者幾乎沒有對歷史抱友好的態度。他們認為,歷史是邏各斯中心的,是神話,意識形態和偏見的源泉,是一種封閉的方法。歷史特許這一個或那一個主體為最高的中心,為真理和意義的終極起源和記錄者,而所有其他的事物必須藉助於那些術語才得以被理解和被解釋。”(注:波林·羅斯諾:《後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張國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2-93頁。)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甚至提出“歷史”是現代西方國家的創造物,它起到一種壓迫第三世界民族和非的民族的精神功能。還有些懷疑論者主張:“歷史是枯竭,生活在現在的人類總是要竭力忘記過去,超越歷史、超越歷史知識的任何普遍性根據。”(注:波林·羅斯諾:《後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張國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2-93頁。)這些懷疑論的後現代主義的觀念是否合適有待進一步商榷和考量,然而它們畢竟揭示這樣的“歷史”實質,傳統形而上學的歷史概念構成了對於精神活動的強大的壓抑性勢能,消解了主體的創造激情和生命衝動。在文學批評的領域,對於“歷史”和歷史主義的信奉,具體呈現為對歷史理性和歷史規律的堅定信念,並憑藉它們的思維規定性去解釋文學現象,論述歷史事實和藝術形象的邏輯聯絡,分析狀況和巨集大敘事的客觀對應,以物質生產力發展狀況和作品意義聯結估衡藝術的價值,因此,排斥超越歷史情境的審美虛構和假定性的書寫,拒絕精神的無限可能性在文學領域中的應有地位。面臨21世紀的文學批評應該走出傳統形而上學的歷史膜拜主義的思維迷津,恢復主體存在的詩性智慧和想象力,超越歷史理性和歷史邏各斯中心論,和以往的歷史概念保持一定的精神距離,即僅僅把它視為人類事務中的一個邊緣角色,作為多種事件延續性的見證。而在批評活動過程,更多眷注文學的符號象徵形式和意象隱喻的審美表現,恢復批評主體的獨立意識和當下感受,從而揭示生命體驗的現實情境,為領悟精神無限可能性的審美結構開闢路徑。
    二
  21世紀的文學批評在借鑑懷疑論的具體方法和技術工具方面也許存在一個比較寬闊的空間。限於篇幅,這裡僅從存疑(Epokhe)、提問(Question)、對立(Antithesis)、寧靜(Ataraksia)這幾方面展開簡略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