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客觀物質世界可以分為不同的領域，所以意識也有相應的不同形態，譬如政治意識、法律意識、哲學意識、倫理意識、宗教意識、自我意識等等。完整意義上的“人”是兩個層面的存在，一個是物質的存在，即我們的肉體、感官的存在，它們總是在自發地尋找著與自身相應的愉快和協調。此外是精神的存在。人有理性，也需要理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批評行為的存在頗能體現人類精神活動的自覺性。人類行為無一不受某種意識的驅動，批評行為更是人類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之一，必須以批評意識作為原動力。比利時著名文學批評家喬治·布萊指出，讀者面對一部作品，作品所呈露的那種存在雖然不是他的存在，他卻把這種存在當作自己的存在一樣加以經歷和體驗。這樣，在讀者和“隱藏在作品深處的有意識的主體”的作者之間，就通過閱讀這種行為產生一種共同的“相毗連的意識”，並因此在讀者…邊閱讀產生一種“驚奇”。“這種感到驚奇的意識就是批評意識。”筆者以為，喬治·布萊所說的“驚奇的意識”，類似中國傳統文論中“感”的概念，也就是閱讀中最初的觸動，這種觸動能夠表明某種差距或顯露某種認同。喬治·布萊的理論充分展示出，文學批評意識是文學批評行為最重要的原動力。
朱自清先生在評介郭紹虞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時說：“‘文學批評’一語不用說是舶來的。”的確，從“批評”之語的使用情況來看，“批評”一語不見於宋代之前，也沒有與“文學”搭配使用的情況。在中國古代，“批評”的實踐一直與廣義文學的選文編輯相關，“批評”的含義原是指詩文選評，“批”在大部分語境下都是用於斷句、標點或標記。
由於“批”在句讀上的.運用，“評”就部分地承擔了現代意義上對“文學批評”的理解。說它是部分，還因為“評”因為緊隨眉批而顯得隨意，類似註解文字，或是附帶在選本選批之後的隨意點評，精煉而不嚴謹。因此，中國佔代作為“詩文選評”的“批評”與西方偏於文學理論與批評理論的“文學批評”(Literit—ureCriticism)有很大的不同。在今天看來，“批評”(Criticism)是批判、評論，是對事物加以分析比較，評定其是非優劣，其中包含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關係。
總體而言，“文學批評是對於文學作品以及與此有關的創作現象、閱讀鑑賞現象等進行分析、研究和闡釋的一種認識活動，它的終極目的是獲得對文字的理性認識。”文學批評特殊的研究物件決定了文學批評意識的構成要素中既有任何批評意識都具備的要素，又有自己獨特的要素。
“文學是人學”，這是我們今天普遍認可的一個命題。這一命題包含人情、人性、人道等豐富的內涵。在某種程度上，文學是人對自我的一種確認與安慰。並且，不管這確認與安慰是希望還是絕望，它總是以人為指歸，始終是心靈在場的。一個作家的創作如果不是站在人學的立場，那麼通過文字顯示出的就不會是人在活著，而是觀念在活著。換言之，作家只有把文學創作建立在人的生存意義上，而不是建立在語言、觀念等非本原因素上，文學的人學價值才不會迷失和旁落。文學的這一特點也給文學自己帶來了特殊的屬性——審美性與情感性。“文學藝術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式，其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他的審美性和情感性。”審美的發生在於愛與美，審美是對美的感受，‘是審美主體對於審美物件所發生的一種特殊的精神享受活動，同時也是一種需要調動主體全部感覺、意識、心理能力和神經功能全身心投入的整體性活動。審美主體在想象中調動人性進入藝術境界中，感受、體驗、分享藝術形象，獲得精神愉悅。因此，在強調文學的人學內涵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審美之於文學的生成意義。“審美的特性，是一切文學藝術的生命力及其價值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正因為審美活動具有這樣的特性，文學才得以與科學實踐、社會倫理、宗教道德區別開來，體現出自身的存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