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以“老房子”、“老照片”等一批出版物熱為契機，以充滿懷舊情結的“張愛玲”熱為焦點，以陳逸飛、蘇童等民國姨太太敘事的文藝作品為支撐，以懷念毛澤東、樣板戲等為基礎，再加《永珍》等30年代的上海雜誌為命名的刊物的創辦，知識界的熱、民間熱、考證熱、隨筆熱等話題和現象的興起……懷舊，已經構成了中國當代社會一道既迷人又老態聾腫的風景線，並形成一種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反的價值心態：舊的比新的要厚實、可靠、久遠。?XML:NAMESPACE PREFIX = O /
本來，作為一種生存選擇和愛好，喜歡懷舊和喜歡趨新，均是無可厚非的，也不值得討論。不能說喜新厭舊討厭，也不能說喜舊厭新就好。就像我們不能說喝咖啡比喝茶好，也不能說穿西裝比穿中山裝要好一樣，也就像我們不能籠統地說東方文化比好，或柏拉圖比好一樣。因為不僅蘿蔔青菜，各有所愛，而且因為新事物和舊事物在根本上是各有利弊的，很難絕對化。比如中山裝嚴謹而有中國特色，但缺乏活潑感，而現代休閒裝的利弊則正好相反。我們不能說誰好誰壞，而只能說在特定情況下你可能會喜歡什麼。但是，當懷舊不僅成為一種個人愛好，而且成為一種時尚，而且成為一種文化價值取向時，當這種價值取向可能成為當代文明創造的無形障礙而又不被人們自覺時，尤其是：當懷舊成為物質發達、文化守舊的一種東南亞模式在中國有可能被現實化、而又不被人們察覺時，懷舊就不僅需要批判，而且必須被批判！
對懷舊原因的一個老生常談的判斷是：社會越是現代化，人們的心態越是容易戀舊。比如全球性的文化尋根，就是全球性的現代化帶來的——這個意義上的懷舊，80年代的中國尋根派作家呼喚“最後一個漁佬兒”時就有了，所以不值得奇怪。在這一點上，戀舊可以是、而且應該是一種人類普遍的現象——只有回頭看看，才好繼續朝前走，而朝前走的時候，我們常常會情不自禁地回頭看看。如此一來，說20世紀中國人一方面反傳統，一方面又特別眷念傳統，其實都是沒什麼好說的，也就是說正常的——這一點，在莫言對“我爺爺、我奶奶”們既恨又愛的矛盾態度中可以看出。但如此解釋中國近年的懷舊現象，便又有些簡單而不太著邊際。
記得前幾年有部寫北京人的四合院，拆遷時很多人總是對舊居戀戀不捨一樣，甚至也有賴著不想走的，乃至和安置人員扭打起來，儘管最後還是不得不走。遷新居和守舊居在此構成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彼此衝突的文化符號：它可以反映出中國當代社會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比如我們已從文明進入了和商業文明，也可以反映出中國人朝前走是在“不得不走”的情況下才走的——宛如中國的現代化是在洋人的槍炮下打出來的一樣。它所能說明的情況是：除了特困戶，很多人搬家也是在不得不搬的狀況下才搬的。這使得中國人並沒有意義上的懷舊，而只有守著現成的東西不放的“老母雞抱窩”的心態——戀家心理。所謂“戀家”，那就是將臉依偎在舊事物裡，而不是隻遠遠地看著。中國人不會為一個看不清的新事物去冒險，去捨棄舊事物，所以中國人理解的“新”便永遠不是自己創造的，也就永遠不等於西方人在告別中世紀後對古希臘的審美性眷念。一般地說，只有當新事物已經不新並且已經現實化的時候（或者不新不舊的時候），中國人才願意去嘗試——比如只有在看了新居以後，大多數人才願意放棄舊居，比如在看了話劇之後，中國人才將傳統戲曲稱之為舊戲，比如中國知識分子只有將西方“新思想”抱在懷裡，才願意放棄“舊思想”（儘管那“新思想”在西方已經成了“舊思想”）。也因為此，中國人“反傳統”，是因為看到了西方的強大以後，才願意視自己的東西為落後。而一旦“新思想”無效，一旦“反傳統”不成，他們很快就又對“舊思想”充滿懷念，從新唸叨“生薑還是老的辣”起來，便也同時反起西方來。這就使得新與舊在中國人眼裡永遠是相對的，此一時彼一時的。孰是真正的新、孰是真正的舊，慢慢便有些模糊不清，也不十分重要，全憑自己的生存感受來判斷。而孔子，也就這樣一會兒成為孔老二，一會兒又成為孔聖人。這麼一來，中國人就沒有什麼真正的、不帶功利性的“戀舊”，而整個兒是一個“守成”——即喜歡守著現成的東西挑三揀四。中國人也沒有什麼真正的舊，因為新的一轉眼就舊，而舊的一轉眼便新了．比如喇叭褲風行了一兩年，我們現在還真不好說它是新事物還是舊事物。因為我們不是面對即將到來的、模糊不清的“新文化”而懷舊的，而是無所依靠又不得不依靠的時候來懷舊的——什麼可靠便懷念什麼，而懷念什麼便也就想得到什麼，得到什麼也就想守著什麼。
知識界關於懷舊的看法也確證了我的這一感受。正好手頭有一本《永珍》（1999年第2期），上有鯤西談“懷舊情”一文，說“懷舊不只是戀舊情，它是一種文化，想要召喚回來的是精神的價值”，算是對懷舊的一個。鯤西沒有解釋我們現在懷的是一種什麼文化，也沒有說懷的是一種什麼精神價值，這樣一來便容易讓讀者產生誤解，以為“懷舊——文化——精神價值”是一體化的，也容易推論出“精神價值”不在前面召喚、而在後面俯拾的結論。我想，如果現代化中的“精神價值”不在前面而在後面，那麼這與前面所說的中國人的守成意識與新舊模糊不清的觀念便暗合了。如果“文化”只是在“過去”，那麼“文化”的“創造”便不可能。如此一來，中國人的精神特色，便與“尊老”、“復禮”、“宗經”等密切相關了，便也因此與保守沒有什麼兩樣。
自然，我願意首先理解“懷舊文化”對當代物慾化現實的抵抗意義：心靈和精神上的依託感，與現實慾望滿足和快感尋求永遠是兩回事；也願意理解鯤西所說的“文化”與“精神價值”，主要是針對當代所謂“物慾橫流”、“精神衰退”的現實而來的。它至少包含這樣兩層意思：1，一個人或一個是不能沒有的，也是不能遺忘歷史的。而歷史在某種意義上便是懷舊。懷舊便是一種精神活動。但有趣的是：所有的新文化，大多都是在沒有歷史也無舊可懷的情況下創造的：人類的誕生是歷史的開始，所以自然界漫長的演變，無關乎人類的歷史，因此對人而言也就不是歷史；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基本上始於先秦，所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知識分子，並沒有多少“舊”可懷，除了孔子念念不忘“周禮”，那時候的知識分子遠沒有今天這麼多的“文化”可回顧；美國、日本這兩個世界最先進的國家，恰恰是兩個最沒有“歷史”的國家，也是兩個沒有什麼舊可懷的民族。而那些“歷史悠久”的民族（如四大文明古國），則先後在人們的“懷舊”中一個個衰落了。如此一來，以“歷史”為懷念物件的“文化”和“精神”，究竟起的是什麼作用？便被作為一個問題嚴峻地提了出來。2，一般說來，人與動物的區別，便是人有精神，所以強調“精神”無疑是重要的——這一點籠統地說永遠不會過時。但假如“文化”有創造和守成之別，“精神”大概也就應該有創造和守成之別，不重視這個區別，大概可能也同樣是一種不重視“人”。這是因為：我們不能籠統地說人有精神與文化，而動物沒有精神與文化——當我們不能對精神與文化進行更為具體的界定時，我們也說不好人與動物的根本差異——比如我們不能因為人與動物都有慾望，就說人與動物是一回事；也不能因為人有了文化，就說人的精神和動物都不一樣。由於動物只是依託慾望來實現慾望，而人除此之外，還可以依託理性來實現慾望，所以人的特性只能定位在“離開”本能的“本體性否定”張力之中。同樣，如果猴子有會娛樂的精神，人也有會娛樂的精神，當他們的精神和慾望都只能是消費性的、回顧性的時候，那麼屬於人的“精神”，便只能定位在“創造性精神”之中。這樣，如果用“消費性精神”、“依附性精神”來定位文化，全部自然界對依附於它們的動物來說，焉能不是這種文化？在自然界中隨心所欲，又焉能不是一種人類也憧憬的自由的精神？在此意義上，指責當代社會沒有“精神文化”，只不過是在說當代社會沒有過去的“精神文化”，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當代社會不會創造出新的“精神文化”。既如此，“懷舊”就只能是動物也可能有的一種“精神文化”——所以在莫言的《狗道》中，當狗兒在陽光下對遠方迷著眼的時候，我們又怎能說它們一定不是在懷舊呢？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九斤老太感嘆世風日下的懷舊區別開來呢？而如果懷舊——尤其是中國式的沉湎性懷舊，一定程度上只是人與動物共同具備的“依附性本能”所致，“懷舊”又怎能說是一種有創造意義的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