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文化批判理論的又一新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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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文化 文化研究 批判理論 新軍

文化研究:文化批判理論的又一新軍

論文內容:提要文化研究是20世紀最後二、三十年在西方崛起的一種學術思潮與知識傳統,目前它已是國際國內學界關注的熱點I'~-J題。本文提出,文化研究是當代社會文化批判的又一新軍,它從內在精神上與以往文化批判理論有著自覺的傳承,同時又表現出自己的特徵,並將在反對和抵抗全球化程序中的文化霸權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主要是指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英國興起,爾後擴充套件到歐美等西方國家的一種學術思潮與知識傳統,它已是目前國際國內的一個熱點問題,有的學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後現代主義之後學術發展的主潮之一。從總體看,文化研究不僅在內在精神和理論傳承上與以往的批判理論有著直接關係,同時它還有所超越,並表現出自己的特徵,成為當代社會文化批判理論的又一勁旅。

文化是20世紀的一個關鍵詞。這裡的文化不是社會學層面的與政治、經濟等並列的一個領域的指稱,也並非人類學意義上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與精神現象的總稱,在這裡文化體現為人類永遠追求創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如果說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那麼20世紀的文化批判已成為時代精神的哲學回響。激烈的批判與激進的解構,現代批判理論對工業文明發展所形成的對人與自然的控制和霸權的批判,構成了20世紀前半期文化理論的主導行為,而對於現代性巨集大敘事和主流文化的解構和抵制,倡導差異與多元、標舉少數與邊緣,則構成20世紀後半葉的主要文化實踐。

20世紀前半期,以科學技術為主要支撐的現代工業文明展示了驚人的成就,它同時帶來了不可否認的積極性內涵,它對人類物質存在與精神存在的提升是以往文明所無法比擬的,但工業文明發展的偏至導致了技術理性獨角戲的上演,成為扼殺、束縛人的主體性和自由的異化與統治力量,也構成文明的困境。這種異化與統治力量對人的存在來說無疑是一種霸權,它以非暴力的形式,通過科學技術來實施對人的.統治和壓迫,正如現代哲學家們所提出的,本為打破神話與霸權而被推崇的啟蒙理性,自身卻蛻變為神話與霸權,因此,現代文明是一種悖論式的存在,即超越與霸權同在。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盧卡奇要恢復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抵抗物化,阿多諾倡導否定的辯證法,馬爾庫塞呼喚培育邊緣人與亞文化群體來作為對抗霸權的新主體,哈貝馬斯提出建立新的交往理性。從根本上看,上述現代主義批判理論所追求的依然是總體性的話語和巨集大的革命的敘事,或依然執著於現實政治層面的革命,或追求一種巨集大的理論,帶著救贖與烏托邦的情懷構築著重建現代性的光榮與夢想。

然而這不乏理想主義與悲情色彩的現代主義的光榮與夢想卻沒有無限延展,它在20世紀中期幾乎被攔腰斬斷。如果說一定要找出某一年作為標誌,那就是1968年。1968年在西方歷史上是不尋常的、頗具紀念碑式意味的一年,因為這一年的“五月風暴”作為一個具有深刻的歷史與文化意義的象徵性事件,被視為西方文化的一個分水嶺,那張1968年5月貼在巴黎大學緊鎖的房門上的著名海報也許正昭示了一種社會的轉型與文化變遷:“當下這個革命不但質疑資本主義社會還要質疑工業社會。消費社會註定得暴斃。將來再也沒有任何社會異化。我們正發明一個原創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奪權。”①正如西方學者所指出的,1968年所啟示的意義是重大的,“重得讓我們這個時代難以揹負”。雖然它與歷史上其他的革命相比並沒有“發展出革命性的權力結構翻轉”,但“和它一比,其他的革命都要矮了一截”。五月革命所產生的衝擊和變革完全是內在的深層次的文化與哲學“理念”的斷裂和轉變②,正如福柯在後來回顧自己的轉變時所指出的:“從60年代初期到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當然,這不能歸因於政黨。這是許多社會運動的結果。這些社會運動實際上改變了我們的全部生活、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態度以及其他不屬於這些運動的人的態度和思想。”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