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和實踐證明，外來的理論只有同本土的學術相融合，相適應，並運用到本土的實踐中去，才能獲得立足。那麼，如何才能把弗萊文化理論更好地運用到實踐當中去呢？通過對大量資料的研究，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三種常用的方法：“向後站”，“互文”和 “歸納”。這三種方法雖然分而述之，但在實踐運用中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因此，綜合的運用才是它們的突出特點。
第一節 “向後站”
“向後站”是弗萊在《批評的剖析》中倡導一種文學批評的“遠觀法”，他說：“看一幅繪畫，我們可以站在它的近處，分析它的工筆和調色刀的細節。這大體上與文學中的新批評是一致的．稍微向後站遠一點，畫面設計就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們寧可研究它所表現的內容：例如，現實主義的荷蘭畫，那種我們覺得理解畫意的地方是最好距離．再向後退一些，我們就更瞭解畫面構成的設計。例如我們站在離一幅百合花很遠的地方，我們只能看到百合花的原型，一大片向心的藍色，有意思的中心點與之對照。在文學批評裡我們也常常不得不從詩‘向後站’，以便清楚看到它的原型組織．如果我們從斯賓塞的《變幻的樂章》‘向後站’我們看到一個有次序的光圈的背景，以及一個不祥的黑團突進到低處的前景之中——頗像我們在《約伯書》開始時所見的原型形式．如果我們從《哈姆雷特》第十五場的開始‘向後站’我們看到舞臺上一個墓正被開啟，主人公、他的敵人以及女主人公下到墓穴，接著是上面世界一場關鍵的搏鬥。如果我們從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如托爾斯泰的《復活》或左拉的《萌芽》——‘向後站’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書名所指的神話般的構思。”[68][p156]
弗萊提倡的這種“向後站”的遠觀法，即要求從巨集觀的背景，把文學作品置於整個人類歷史的整體中去考察研究，無論是作品的主題、題材、結構、情節，還是作品的體裁、意象、象徵、隱喻，都努力將其與遠古神話、宗教儀式、民間風俗等聯絡起來進行考察，從而探析作品深刻的內涵。
如蕭兵在《〈楚辭•九歌•東君〉新解》[69]解釋《楚辭•東君》中的一句“舉長矢兮射天狼，援北斗兮酌桂漿”時就採取這樣的方法。他一反過去人們把“桂漿”僅僅解釋為以桂花為香料釀成的酒，而是通過對有關的神話的考證，認為“桂漿”是神物、天漿，是月宮中的桂花酒，以這種解釋來闡釋，就把東君的形象烘托得更加神奇和壯美了。文章中對辭的意境作了闡釋．“他（東君——太陽神）滿引天弧，猛髮長矢，直射天狼；轉過身來繼續下降，用他巨臂抓起雄踞天穹的北斗星做勺子，到了月宮裡舀了一大瓢桂花佳釀，痛飲一番，以慶祝他光榮的勝利，減輕一天的辛勞。”這種闡釋顯然展示了一個巨集闊壯麗的背景，烘托出太陽神東君無比雄奇壯美的形象，該文還指出了這首詩的整體結構與神話具有一致性的特點。以融入神話的方法來分析這首詩，就使詩歌的分析更為深入了。
又如王澤龍在《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一著中，以“中國現代主義詩歌與中國古代詩歌傳統”一章，專門論及“意象原型與心象結構”，他從中國古代詩歌的意象原型來探析中國現代主義的詩歌創作。他說:“除了季節性意象外，中國古典詩歌中典型的自然性意象還有許多，不同的詩人對不同的自然意象有著獨特的興趣，形成了一種與詩歌風格相聯絡的自然意象情結。像屈原喜蘭花、香草，李白好月，陶潛愛菊，王維常吟鬆等。在自然意象中所滲入的詩人主體情志也是有共性可尋的。如春秋意象，從《詩經》、《楚辭》以來，頻繁出現的是：傷春、悲春、惜春、嘆春、春怨、春恨、春愁；悲秋、驚秋、秋思、秋懷等。這種自然意象及其內在情緒凝結為特定的文化心理情結，直接影響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70]作者在該著中突出地分析中國現代主義詩歌中對秋天的描繪，並把它與中國古代詩歌意象原型聯絡起來。他說：“這種深深烙印著中國文化意識的獨鍾自然意象的審美傾向在中國現代主義詩歌中有著鮮明的表現。比如，戴望舒詩歌的意象頻率出現最多的是：秋天、落葉、殘陽、月、花、燈等。自然意象在他的詩中佔有絕對的優勢。僅就以‘秋’命名的詩就有《秋》、《秋天的夢》、《秋蠅》、《秋夜思》，還有與‘秋’相關《殘花的淚》、《殘葉之歌》等。戴詩的秋之詠歎，集中呈現的是寂寞、憂煩的感傷情懷。”“戴詩中秋思、秋夢皆是心靈惆悵，青春煩憂的象徵。其中，明顯體現了傳統詩歌‘悲秋’情結的文化心理意識的積澱。”[71]這種分析，把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置於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背景中，從詩歌意象的原型角度進行分析，讀來覺得十分深刻。
可見，“向後站”是一種視角，也是一種方法。具體而言，它有三個層面的含義：即整體文化的通觀，某一時期文學或具體作品情境上的“向後站”與心理學上的“向內看”。
第二節 “互文”
“互文”是中國古漢語中的一種修辭手法。指“在結構相同或相近的的兩個並列片語、語句中，相應的位置上的詞語互相補充，相互發明的修辭方法”。“對於互文，需要前後參互才能領會其完整的意義。”[72][p244]因此，“互文”其作用是可以使上下文互相參照、對讀，使句子的意義相互借重而更為豐富，獲得句子本身所未表達出的意義。那麼，這種方法是否也可以用在獨立自足意義的文字之間，也就是說，作為有獨立自足意義的文字之間會不會通過某種深層的關聯性，相互借重取得互文性層次上的倍增了的意義呢？
弗萊文化理論學說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在同一文化語境和不同文化語境中，許多表面上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文字，通過在文字深層存在的共同原型，有了關聯性，從而可以相互借重、比較，生髮出單個孤立文字不可能具有、必須通過其它文字互充、對讀才有的意義，當然，這個意義相對文字的本義而言是倍增和放大了的。“從當代闡釋學的角度看，文字並不處於孤立和隔絕的狀態之中，而是處於一種開放的關係即所謂 ‘互文性’之中。因此，對文字的尊重很自然地便表現為對‘互文性’的揭示，即通過大量的比較，使本來不過是‘斷簡殘篇’、‘隻言片語’的某一特定的文字在文字與文字相互詮釋中獲得豐富的意義或意義可能。”[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