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對海內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幫助
當代著名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專家劉登翰先生認為，由於海外華文文學存在的客觀事實，使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分流和整合的情勢。他說：“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例如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暫時分裂，或受到外力人為的切割，形成了相對迥異於母體社會的獨立發展格局，卻又涵蓋在母體文化的合理發展邏輯之中，便可能在一定時期內造成這一民族或國家的共同文學，在不同生成環境中的分流。分流是離析的一種極端的形態，是在維繫和延續共同母體文化的基礎上，脫離了文學主體運動軌跡，而呈現出自己特殊形態和程序的一種特殊的文學存在。而整合則體現共同母體文化的強大凝聚力，反映著民族的心理祈願和社會的思潮動向。”[79][p19]所以，“任何一種褊狹的區域性的眼光，都不能全面地概括中國文學豐富的發展形態，也不能將各種不同藝術創造和文學經驗納入於中華民族的文學寶庫之中。”[80][p19]面對這種情況，在當代中國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關係的研究領域上，自然而然地就需要出現了一種能擺脫褊狹的區域性研究視角。而弗萊的文化理論恰好就提供了這樣的一個視角——文化視角。
以文化視角去研究文學有兩個突出的作用：一是把文學視為一個整體，能從人的本體與作家創作文字的巨集觀聯絡中全面把握文學作為“人學”內在發展規律。不論是本土文學還是海外華文文學，只要是同文同種，脫胎於同一文化母體的文學創作，均可被視為一個文化的整體。像弗萊，他在《批評的解剖》中就曾以西方文學為例，描繪了人類文學發展的整個動態結構。他緊扣住人的本質，從人作為“類”的整個歷史命運來探索文的本體發展線索的，從而改變了傳統文學史描述中那種以一種外在的時間串起許多互不聯絡的文學現象的機械作法，而藉助於“原型”的文化整合功能，超越打破文學的時代和地域的分界，在紛繁的文學現象中開掘出文學發展的內在結構，貫通了單個作品與文學整體的聯絡。由此可見，在對當代中國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分流、整合關係的考察中，通過文化視角，特別是“原型”的文化整合功能對其進行審視和把握，這對於我們的研究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二是深入探索了文學作為一種精神文化形式在發展過程中具有的相對的獨立性和特殊的規律性。眾所周知，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包括了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獲得的能力、習慣、從事物質和精神活動的方式及其全部的創造成果，它的發展不可能是短暫的、臨時的或突然性的，而是以繼承性作為自己演進的基礎。每一歷史階段的人們都不是在一張白紙上進行文化創造的，都必須在充分繼承前代人直接提供的現成文化成果和文化成就之後才有自己的新發展的。所以穩定性、持續性就成了文化發展的重要特徵。而文學，作為與文化整體最有親緣關係的文化活動的形式之一，它的發展也就表現出相對穩定、連貫、持續的特點。而對於這一點，弗萊的原型理論就作了開創性的貢獻。他寫道：神話原型作為產生於某一民族原始文化土壤中的集體心理結構，由於它在該民族文化發展上的原創性地位，使它必然隱含或泛化於後世民族文化的種種創造活動及其成果之中。若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而言，神話原型作為一種原始文化心理的凝固結構，所包含的象徵意義和聯想作用為該民族成員所熟悉，所以能夠對該民族成員的接受活動產生最廣泛、最深刻的共鳴效果和熱烈的、強大的呼喚啟示功能。而這，又反過來決定和影響了它在該民族後世文學創作之中得以最深廣、最持久的延續和發展。在歷史的延伸過程中，雖然現實的因素會不斷地滲透、融合，但是，由於“原型”的本原性意蘊，使其能不斷地豐富。因此，只要我們揭示隱含於文學史中的“原型”的文化意蘊，就可能會比較容易地把握一個民族文學發展的精神線索，就可能對它發展的特殊規律作出合理的、科學的闡釋。由此可見，藉助某種文化視角對當代中國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的相互發展過中民族傳統文化所起的原始性、穩定性和持續性影響的考察、審視，便於比較合理地闡述和詮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影響深廣的人類精神文化自審發展的特殊規律在20世紀世界華文文學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和發揮的特別功能。
第二節 對當代中國文化詩學建設的啟示
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界一度把蘇聯式的純“社會——政治”批評奉為至尊，最終將文學淪為政治的傳聲筒，而一旦警醒之後，卻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盲目引進西方的各種思潮與理論，短短的二、三十年就已經把西方數百年的文學理論及學派在中國大陸上重演了一遍。中國文學現象及文學思潮需要借鑑外力的影響以求新求異，但是如果完全忽視中國文學自身發展的歷史與特徵，則會適得其反。西方的一些極端的純形式的文學理論被中國學者盲目引進，也同樣是不完備、不健全的。
我們現在倡導的文化詩學就是想在儘可能的情況下避免狹隘、避免單一。正如弗萊格外重視對文學研究的內外兼修，認為真正的文學批評只有在“自律與關懷”的張力之中才能產生一樣，中國的文化詩學也應是文學的外在研究與內在的剖析、感受完美結合的產物，而不是另一種決定論的、意圖性的謬誤。聯絡中國文學實際來講，無論是中國古代還是現當代文學都與杜會、政治、文化緊密相關，它實際上已構成了中國歷史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文學與歷史、現實、文化的交融成為整個中國文學的一種內在性格。所以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如果僅僅從文字出發，進行修辭性的批評，必然不能對之作出全面的解讀。因此，必須用一種文化研究的方法對其文化語境進行細緻的考察，既關注文學如何作為一個文化成分參與特定的歷史語境，又關注文學在特定的歷史語境發出了哪些獨特的聲音，批評不僅要分析各種文學話語和機制，而且必須分析文學話語機制的緣起和特殊的社會功能。
因此，“人們必須從兩方面考慮它的社會本質：一方面是作為自為存在的藝術，另一方面則是它與社會的聯絡。藝術的這種雙重本質顯現於一切藝術現象中；這些現象本身則是變化和矛盾的。”[80][p70]這正是文化詩學的本質所存，既強調各種文化關係對文學的影響，也強調文學的自律性。“文化詩學是對文學文字自我解讀和自我消解的文學理論的走向的反思。它也是對過去文學理論與意識形態諸形式的關係過於緊密的一種過激反映。這種自我解讀和消解是歷史之維與價值之維的雙重失語。”文化詩學在文學研究方法中傾向於接受各種研究途徑的相容幷包，因此它能把歷史的、美學的、心理學的、社會學的等各種不同的觀點聯絡起來，在諸多學科的文化視野會考察文學，它就必然打破文學的自閉性和消解性，使文學在更廣闊的維度被多重解讀，從而顯示出比前人更為開闊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思路。但是隻將文學置於人類文化的巨集大背景和綜合關係中予以考察還不是完整的文化詩學。文化詩學不僅強調他律，強調對超越於文學之外的學科的把握，或者說著重於文學與其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外部研究”；而且也強調文學的自律性，即重視文學本身種種規律的“內部研究”，應重視對文學審美性和情感性的關注，保持文學理論感性體悟的'鮮活特性，這就意味著文化詩學也要立足於文學本身，說文學自己的話，從文學內部反觀整個文化。唯其如此，才可能使文化詩學有別於以往單純的社會批評與文字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