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萊在《創造與再創造》一文中，曾對文化做出了一個寬泛的定義，他說：“人不像動物那樣直接與赤裸裸地生活在自然之中，而是生活在他從自然中建構出來的封套裡，這個封套通常被叫做文化或文明。”[1][p5] 弗萊此處所說的文化，顯然是一個大文化概念，它指自然之外人類所建構的一切生活，並且這種文化的建構完全是人以自己為中心，並以自我為目的的。
為此，弗萊還在同一篇文章中用了一個譬喻來說明這一點。他說：“如我所稱謂的，我們的封套——文化的隔離，將我們與自然分開，它很像（使用童年時期起縈繞我的一個形象）在夜晚一個亮著燈的列車車窗，多數時間它是我們自己對外關心的一面鏡子，包括我們對自然的關心。作為一面鏡子，它使我們充滿這種感覺：世界主要是某種與我們相關的存在物——它為我們而造，我們是它的中心，我們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這面鏡子偶然也會轉向一個真正的視窗，通過它我們只能看到一個漠然的自然的景象，它沒有我們而獨自存在了無以告知的年輪，它似乎只是偶然生產了我們，如果它有意識的話，它可能只會後悔生產了我們。這一景象驅使我們進入我們偏執於自己的相反的一極，在那裡，我們似乎是一個巨大陰謀的犧牲品，發現我們不經我們自己的意志，隨意地被派定了我們無跡可循的戲劇角色，這種狀態是海德格爾所稱的‘被拋狀態’。”[2][p5]弗萊用這個譬喻，不僅將文化與自然分離開來，而且虛擬各自的立場來審視對方，最終還是為了審視人類自身的存在，從而確定文化的範圍。
同時，在與自然的對應中，弗萊勾畫出了文化的疆界，他的勾畫，是在與自然對立的意義上說的，即文化就是自然之外的關涉人的活動的一切存在，包括語言。弗萊說：“文化氛圍，或叫它別的什麼，將我們隔離於自然。它由種種要素構成，其中以語詞為主。這語詞的部分我稱之為神話譜系，或由語詞所傳達的人類創造的整體結構，文學居其中心。這個神話譜系屬於鏡子，而不屬於窗戶。神話被創設出來，不是為了直接地向外觀看自然，而是為了標定人類社會的邊界，為了反映它的關心。”[3][p6]文化是自然之外的人類的整體建構，它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神話，就是語言；是語言溝通了文化與神話，文化因而包括了神話，神話因而成為文化。
總之，弗萊關於文化的這些陳述，表明他將自然之外的人類的所有的活動，所有的創造都視為文化，因而文化對他來說就是一個整體。所以他的文化理論也就註定了是包括多方面內涵的學說。
第一節 文學原型迴圈論
《批評的剖析》是弗萊的成名作，在這部著作中弗萊對原型進行了移位，把心理學或人類學意義上的原型移到了文學領域，賦予原型以文學的含義。原先的原型是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文化意象，是投射在意識螢幕上的散亂印象。這些意象構成資訊模式，既不十分模糊，又不完全統一，但對顯示文化構成卻至關重要，現在經過弗萊的移位，原型成了文學意象，一個原型就是“一個象徵，通常是一個意象，它常常在文學中出現。並可被辨認出作為一個人的整個文學經驗的一個組成部分。”[4][p365]
而對於文學原型的基本特徵，弗萊則是通過《聖經》和希臘神話的象徵系統來描述。他從這些古代神話故事及其在後世的種種置換變形過程的描述和分析中，引申出貫穿整個西方文學史的敘述結構原則是三種先後出現的神話或原型象徵模式，即古代神話模式、傳奇模式和寫實（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模式。三個模式中，後兩個均為對前一模式的“置換變形”（Displacemint）。
首先是神話原型模式。弗萊認為神話“是一個整體的隱喻世界，其中每一事物都暗中意指其他事物”，因而“神話是一種不明顯的隱喻的藝術”。其次是傳奇原型模式，它是神話向人的方向的置換變形，其特點是也由隱喻轉向明喻，這裡置換變形的核心原則在於“神話中可以用隱喻表達的東西，在傳奇文學中只能用某種明喻的形式來表達。”再次是現實主義模式，它是對傳奇模式的進一步置換變形，其中明喻的關係也不明顯，但就其文字內容與現實事物的相似關係看，實質上仍“是一種擴充的或隱含的比喻”，“是一種不明顯的明喻藝術”。[5][p174-176]這樣，從神話——傳奇——現實主義，文學的演進線索就由比喻的結構原則貫穿其中，即由隱喻——明喻——不明顯的明喻，而這一貫穿線索中，基本的動力是原型模式的不斷置換變形。
在此基礎上，弗萊又從神話的兩個對立的隱喻世界出發，推匯出五種原型的意象結構，即啟示的意象、魔幻的意象、天真類比的意象、自然和理性類比的意象和經驗類比的意象。前兩種意象直接來源於神話的兩個隱喻世界，分別對應於宗教中的天堂和地獄；後二種意象由前兩種意象類比推演出來，根據它們趨向於理想或現實的不同程度而分別對應於傳奇、高階模擬和低階模擬，後兩者實即寫實或現實主義。通過這樣的梳理，弗萊就把一部西方文學發展史描述為原型象徵意象不斷置換更替的、有規律的演進過程。
而在另一個方面，他又進一步認為這五種意象結構雖然只“是一種靜止模式”，“構成作品的基調”，但“它們最終可以轉換”。其中啟示（天堂）與魔幻（地獄）兩意象為兩極，中間的天真類比、自然和理性類比及經驗類比三種意象結構提供了轉換運動的過程，而“過程的基本形式是迴圈運動；盛與衰、勞與逸、生與死交替發生都是過程本身的韻律。” [6] [p209]這樣，弗萊就把自然界和生命的迴圈運動的規律引入到其理論當中。
他在五個原型意象結構的靜態分析中曾概括出七個意象範疇，這裡他又對七個意象範疇分別從敘述的動態轉換角度，分析了它們的迴圈運動特徵：（1）“神明世界”。他從許多神話故事的分析中概括出“將死的神在同一人格中重生便是所有同類神話的規律特徵”，其迴圈運動規律是“某一個神話的死亡與復活，消失與回返，隱退與重現”。（2）“天體中的發光世界”。他歸納出三種重要的迴圈節奏：太陽神每日經天一次；基督教文學中，太陽從冬至到夏至的迴圈運動，象徵受黑暗勢力威脅的新生的光明的主題。（3）“人類世界”。他從人生節奏與太陽執行節奏的相反類比中，揭示出“醒覺生命和夢幻生命的迴圈”，以及與動物相似的“生與死的迴圈往復”。（4）動物世界。同人一樣受自然法則的制約，其生命也是生無窮迴圈。（5）植物世界。他指出其迴圈方式是“一年一度的四季交替”。（6）文明社會。他指出，在文學中，“文明社會的生命常常等同於有機物的迴圈過程；生長，成熟，衰落，死亡，以及另一個體形式的再生。”（7）水的象徵。也經歷雨、泉、溪、江河、海或冬日的迴圈往復。弗萊在分析了七個文學意象和象徵範疇中的迴圈運動方式後，進一步歸納出它們共同的.迴圈特徵，即“通常分為四個階段”，如一年分四季，一日分為四時辰，水的四形態，人生四階段，西方文化的四階段等；並認為這是整個宇宙的迴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