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錢鍾書 《圍城》 文化 批判價值
[論文摘要〕錢鍾書先生的《圍城》，在其稚俗共賞、幽默風趣的語言裡透視著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深層意蘊，他思考、關注著人的本性，將筆觸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從“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學”，揭示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和生存危機，從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類文化、精神的頹廢。《圍城》以其“格式特別”和豐富的蘊含在中國文學史上確立了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併為20世紀4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圍城》自問世以來，便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比較有爭議的作品，從審美範疇的角度探尋，它沒有正面描寫美，通篇幾乎都在作者理想的燭照下描繪醜陋、卑下、粗糙與低劣這些否定性審美範疇的東西，這些東西亦即醜。作者所描繪的醜中蓄積了審醜意蘊，觀照和透視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弊害，鞭撻和解剖了人的精神性格的醜陋。所以，《圍城》以“醜”作為創作母題，將社會人生醜陋的一面大膽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從而也為人們重新認識和思考“醜”提供了契機。
醜是作為美的對立面存在的，美存在的同時醜也就產生了。然而，長期以來在高雅的美學殿堂裡是沒有“醜”的一席之地的。早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就建立起一座輝煌的“美”的殿堂，它不允許醜的存在。東方文化也一直強調“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理性去節制美感的過度激化，提倡典雅的中和之美，“醜”自然也是被拒斥的。我國古代小說中多是將明君賢相、英雄豪傑、才子佳人、高僧聖尼等作為主要表現物件。近現代小說同樣以描寫追求理想、美好前程、遠大抱負、為國爭光作為主潮。而《圍城》則是背離當時主流文學的作品，所以，《圍城》一度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沒有地位。隨著研究者對於作品中的“醜”由表及裡的認識，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圍城》才走人中國現代文學史。
與20世紀40年代其他現代小說家一樣，錢鍾書的小說以對醜惡人性的提示和批判為基本母題，客觀地將社會、人生醜陋的一面大膽地展現在人們面前，使讀者從中可以感受到當時中國社會生活的某些落後狀況與沉滯的氣氛。這只是《圍城》帶有揭露和批判性的‘性活描寫層面”，具有認知價值。作者自稱，“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圍城》思考、關注人的本性問題，人性之醜得到了進一步的昇華，最終將筆觸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從“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學”，以揭示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和生存危機，從而更深刻地提示出人類文化、精神的頹廢，在諷刺與幽默的.審醜藝術的運用下，《圍城》更是以其“格式特別”和豐富的蘊含在中國文學史上確立了不容替代的歷史地位，併為4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1對中國封建傳統文化弊害的批判
文學就其總體而言，永遠是對社會生活的觀照與探索，永遠是對人類自下而上狀態的思考與寫照。五四運動以來，“批判國民性”的主題已經形成一種傳統，其最終落腳點是“反封建”。《圍城》的主題意蘊是多方面的，對於醜的審視已不是“反封建”，而是一種文化批判。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有著驚人的人生智慧的學者型作家錢鍾書，超越了特定文化的侷限，以一種深刻的批判眼光，對中西文化進行了獨具慧眼的評判。
從“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學”，是《圍城》意蘊最深刻之所在。無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還是對西方文化的鞭撻，都是揭示了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和生存危機，作者筆下的“圍城世界”和“圍城人生”構成整個存在世界和整個人生的本體象徵，極富於哲學意味。
《圍城》的主要社會環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識分子云集的大學—中西文化在中國的交匯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傳統封建家庭、先受中國傳統教育後又留學西洋受西方文明薰陶的知識分子。這種環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邃、更廣泛地展開他對歷史文化和人生命運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