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這越南戰場上經歷了事實層面的失敗，可是在講述行為中卻獲得話語層面的成功。同樣都有對於這一戰爭的電影的表達，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譯介到中國的影片，不過藝術上和製作技術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沒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國則有《獵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響的大片。在這種講述的行為中，它告訴我們，越南本來是一個不為人們熟悉的國家，然後美國人去了，發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後美國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記憶。這裡，越南只是作為一個被講述的物件。當美國人未去之時，它沒有影響；當美國人已走之後，它也同樣無足輕重。越南不過是隻有當美國人“發現”它之後才可能具有意義。於是，在戰場上失敗的美國，通過這種講述獲得了主導地位。那麼美國的這種講述的成功依靠的什麼呢？依靠的是美國具有的廣大市場、依靠的美國的先進科技、美國的雄厚資本，以及依靠它從歐洲繼承的那種中心視角，即以美國視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視角看到的世界不過屬於一些側面甚至假象。
約翰·斯道雷從所謂東方主義或者後殖民主義的角度認識這一問題，他說：“好萊塢在處理東方問題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說明它、認可對它的看法、描述它、講述它’。好萊塢影片將越南‘虛構’為美國的一個‘對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潛在本體’。好萊塢影片——與其他離散實踐、歌曲、小說、電視連續劇等一起——以這種方式成功地創作出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有關越戰的話語：通過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訴美國和全世界，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之所以發生這些事是因為越南本來就是那樣的。”[8]斯道雷認為，這種講述有著美國對於這場戰爭的反省，不過在這背後，是美國的一種替代性補償，即美國已經不具有對於越南的事實層面的“管轄權”，於是經由這種話語講述的方式獲得二者關係上的定位。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文藝表達的娛樂方式是如何進入到國家意識形態利益要求之中的。這裡，文化批評包含了社會批評、政治批評、心理批評等多方面的內容，但是又不同於這些批評之中的任何一種，其中關鍵在於，它是多學科化乃至泛學科化的，它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和生活常識，而不是要著力於改變人們的常識。
文化批評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學研究的型別，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滲透到世界各地，當代科技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構織時代神話的現實下，文化批評畢竟可以給予我們思想的解剖刀。
注：
[1]《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309頁。
[2]馬克·波斯特《資訊方式——後結構主義與社會語境》，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50~151頁。
[3]希利斯·米勒《文學理論在今天的功能》，見拉爾夫·科恩主編《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頁。
[4]《後現代性與公正遊戲——利奧塔訪談、書信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頁。
[5][8]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頁，第133頁。
[6]Spivak, Gayatri C.:In Other World,p.267, New York:Routledge,1988.
[7]《文化資本與社會鍊金術——布林迪厄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