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作為科學、客觀方法的實證是與純屬精神活動的審美批評相對立的。其實，實證方法絕不是純然地只關注事實的求證而排斥審美的批評方法，實證過程就包孕著一定的審美批評成分。同樣，真正的審美批評又是包含著實證精神的批評。缺乏實證的審美只能使批評滑入主觀臆斷的泥潭，從而使研究失去紮實穩健的可信度。對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關係的片面理解，與我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關於“文學史”與“文學批評”觀念的劃分與看法不無關係。
法國實證主義哲學的創立者孔德在其《實證哲學教程》中鮮明地提出，哲學的基點就是“實證”，即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從本質上說，就是以“確鑿的事實和這些事實之間確實的穩定關係為基礎”，“強調事實，強調對事實的觀察分析，強調尋找事物的變化規律，強調發現同類事物的共性” ① 。這種實證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對此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對文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它不僅對比較文學這一學科的興起與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也成為法國學派影響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於人們一提到法國比較文學，首先想到的便是實證方法。其次，實證方法不再僅僅為法國文學研究所獨有，而是成為超越國界的一切學術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嚴格的國別概念，而是體現一種空間性或區域性的概念，更準確地說是一種方法論的屬性概念” ② 。
就比較文學而言，實證能夠成為法國比較文學影響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實證主義傳統的影響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眾多學者對以往文學比較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對比較文學學科理性認知的結果。法國學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貝格在《比較文學:名稱與實質》的著名論文中，對他之前150年裡人們對文學“比較什麼” 和“如何比較”的問題提出了質疑。他明確指出:“僅僅對兩個不同的物件同時看上一眼就作比較，僅僅靠記憶和印象的拼湊，靠一些主觀臆想把可能遊移不定的東西扯在一起來找類似點，這樣的比較決不可能產生論斷的明晰性。”這種比較不過是“那種沒有價值的對比”，是“那些隱約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間進行對比的故弄玄虛的遊戲” ③ 。用今天的話說，他堅決反對把比較文學變為不同文學作品之間無原則的瞎比，更反對不同文學作品之間進行空泛的無來由的所謂審美分析。為了使比較文學不致陷入不著邊際的空談，巴登斯貝格開始身體力行地進行歐洲各國文學之間淵源與影響的實證性考察，認為只有這種對細微跡象的實證考察，以及在此基礎上所獲得的切合實際的結論，才能把比較文學整頓為一門科學的、符合文學史的最嚴格的要求的學科。這一做法為此後諸多法國學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確提出“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 ④ ，並把精細和準確的考證規定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堅信如果沒有這種精細的考證，比較文學便只能給人們一些近似之說和空泛的概論。梵·第根所以持比較文學屬於文學史的分支的觀點，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說”和“空泛的概論”的毛病外，還基於下面這樣的考慮:“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長一個國家的文學史所獲得的結果，將這些結果和別的諸國家的文學史家們所獲得的結果聯在一起，於是這各種影響的複雜的網路，便組成了一個獨立的領域，它絕對不想去代替各種本國的文學史:它只補充那些本國的文學史並把它們聯合在一起。同時，它在它們之間以及它們之上，紡織成一個更普遍的文學史的網。” ⑤ 伽列也強調“並非隨便什麼事物，隨便什麼時間地點都可以拿來比較”，如果僅把相似的東西羅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虛構的、空洞的對比，而不是從文學作品本身去尋求它的發展過程與發展規律。他宣稱，比較文學重在研究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間“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絡”，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不是文學的比較” ⑥ 。基亞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比較文學是國際間的文學關係史” ⑦ 的著名觀點。上述認識決定了法國學者對實證方法的看重。
客觀地說，法國比較文學有其自身無法避免的侷限性，但法國學者在實證方法的引導下對比較文學學科體系的完備與規範上所做出的紮實穩健的種種努力，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與科學嚴謹的學風，於比較文學的規範發展貢獻巨大。難怪美國學者勃洛克不無感慨地說，沒有巴登斯貝格、梵·第根、阿扎爾與伽列這些“法國比較文學大師在半個多世紀內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會有叫‘比較文學’的一門學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較文學研究近年來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的蓬勃發展” ⑧ 。
然而，正是這種實證方法，又不斷受到挑戰和質疑。早在20世紀初，義大利著名美學家克羅齊就對實證方法提出過質疑，認為“每件藝術作品是件獨特而個別的結構，是精神的表達，因此是一種創造，而不是一種模仿” ⑨ 。假如企圖用事實聯絡來說明影響，最多隻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緣，因此他倡導價值的判斷，而不是讓作品淹沒在淵源和影響的簡單歷史綜合之中。20世紀50年代末期，實證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國著名學者韋勒克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的尖銳批評。韋勒克在那篇被稱為比較文學美國學派宣言書的《比較文學的危機》的著名報告中，把法國學派運用的實證方法列為比較文學出現持久危機的三大症狀之一加以痛斥，認為有必要對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進行重新探討。之後，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名稱與性質》和《今日之比較文學》兩篇文章中強調指出，他的文章“所針對的不 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方法” ⑩ 。那麼，韋勒克何以對實證方法如此深惡痛絕呢?韋勒克認為，法國學者“把陳舊過時的方法論包袱強加於比較文學研究，並壓上十九世紀事實主義，唯科學主義和歷史相對主義的重荷”，這樣，比較文學“只能研究淵源與影響、原因與結果，而無法從總體上研究單獨一部藝術作品” 11 ，這種方法除了可能說明一個作家熟悉和閱讀過另一個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看來，“藝術作品不只是淵源和影響的總和，它是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從別處衍生出來的原材料不再是毫無生氣的東西，而是與新的結構融為一體了” 12 ，“真正的文學研究所關心的不是毫無生氣的事實，而是標準和質量” 13 。如果把比較文學侷限於研究兩國文學之間的“貿易交往”，“使比較文學變得僅僅注意研究外部情況”，那麼比較文學只能成為“研究國外淵源和作家聲譽的附屬學科而已” 14 。原來，韋勒克所以對實證方法深為不滿，究其根本是由於它把文學研究引向了對文學外部的研究，而對文學外部的研究則偏離了文學的審美批評原則，從而造成無視或排斥文學價值判斷與美學分析的結果。這位新批評派理論家為了將比較文學研究導向“文學性”的內部研究，也為了打破法國學派一統天下的壟斷局面，不惜把實證方法擺到了與審美批評截然對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顯然在這一點上，韋勒克的觀點與克羅齊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韋勒克的批評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研究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的精神交往與相互關係，並不能說明審美批評的缺席，更不意味著對 “文學性”的忽視。對“文學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審視。韋勒克的新批評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輕、貶低了法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暴露了不應有的狹隘與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