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看來，要跟古人交朋友，“頌其詩，讀其書”是一個重要的途徑。而要真正理解其詩文表達的思想，則需要了解作者的創作動機；要了解作者的創作動機，則必須瞭解作者及其作品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即“論世”。“論世”是“知人”的一個前提。“人”為主觀因素，“世”為客觀因素，二者相互依存。《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恆、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意識到，文字的產生只能闡釋其所處的當時時代的精神。
唐代詩風鼎盛，詩人層出不窮。白居易寫出了“坐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的詩句，但他也發出了“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的靡靡之音，只因前者他正處在貶謫期間，故他泛舟時都會感觸頗深，將自己的情感注入詩中，後者則是他已年屆老耄，意志已經消沉，開始享受餘生浮豔了。詩仙李白則不同，無論是“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還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無論處於心懷抱負，一心走干謁之路的青春期，還是看透官場，失意而走的中年期，他始終詩風豪邁，這與他早年家境殷實有關。詩人王維，早年豪邁灑脫，意氣風發，“新豐美酒鬥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他有如此豪氣的詩語，只因當時唐朝正是昌盛繁榮之時。安史之亂始，王維不幸落入叛軍手中。生還之後，悟透人生，看清一切，“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詩人的心已隨風凋零。由此可以看出，時代的風雲變化對不同的作者影響各不相同。作者當時心境的不同，創作出來的作品也不相同。“世”與“人”的雙重作用，使他們在藝術道路上獲得的成果也會各有不同。
關於“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的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首次提出了“以意為主”：“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工巧圖績，競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自此，“以意為主”時常出現在一些詩文評論家的筆下。例如晚唐杜牧在《答莊充書》中提到：“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辭句、繞前捧後……”［1］杜牧認為天下一切文章皆是以“意”為主導的，如果作者的“意”不明瞭，即使用再多的辭藻鋪墊也不足以烘托出文章的真正主旨。宋朝的陳師道在《後山詩話》中提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2］。陳師道也同樣肯定了“意”在詩文中的重要地位。劉攽在《中山詩話》中也提到“詩以意為主，文言詞次之，或意深義高……自可掩口，寧可效之邪？”［2］除此之外，對“以意為主”進行深度闡釋與發揮的還有吳可、謝榛、吳喬等著名文人。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意”在古代詩論中是處於統帥地位的，詩文中所有字詞句及辭藻修飾都是圍繞其展開，“意”始終貫穿於詩文的始終，是文學的真正靈魂，而且“意”所表達的恰恰是作者自身心靈的寫照。
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整個藝術過程是由四大要素構成的，即作品、藝術家、世界、欣賞者。他認為這四個要素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其實從源起而言，孟子的“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的提出遠遠早於“四要素說”。對應起來看，即“人”———作者，“世”———世界，“意”———欣賞者，“志”———文字。艾布拉姆斯的觀點是將這四個要素全部放在同一個維度進行分析。“批評家傾向於從其中一種成份中不僅引出他用來解釋判斷作品價值的一些主要標準，而且引出他用來解釋、區別和分析藝術作品的主要範疇……其中三類主要通過作品同世界、聽眾或藝術家的關係來解釋藝術作品，第四類在理解作品時孤立地考慮作品本身，把它看成一個獨立存在的整體，其意義和價值決定於作品本身而不涉及作品本身以外。”［3］批評家以其中一個要素為主導，引出他所理解並作為判斷標準的一些東西，然後由一到三，分別從剩下的三個要素對作品進行區別、分析與解釋，從而達到對作者作品的一種理解；而後再從整體上統一四個要素的內容，對其進行獨立性的分析與把握。
孟子的“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則是從兩個不同的維度出發進行詮釋。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很容易出現一種情況，即：由於將“人”和“世”隱藏很深，在閱讀過程中感覺不到他們的存在，便自動將其忽略掉，而只是單純從自身出發給予理解。但是，想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就必須將“人”“世”與“意”“志”四者結合起來，既讓讀者的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的發揮，又不偏離作者的創作意圖與原意。如姚斯所言：“在這個作者、作品和大眾的三角形中，大眾並不是被動的部分，並不僅僅作為一種反應，相反，它自身就是歷史的一個能動構成。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變化的經驗視野。在閱讀過程中，永遠不停地發生著從簡單接受到批評的理解，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接受，從認識的審美標準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產的轉換。”［4］一部文學作品如果沒有讀者，那麼它的存在是不被認可的，甚至是毫無意義的。一部作品只有被大眾所欣賞所接受，它才能夠得以傳承，不停地從簡單的閱讀接受到複雜的批評理解，它才能夠超越時間的`侷限。
詩人白居易留下了眾多傳世佳作，最著名的當數《長恨歌》，其中詩句“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結連理枝”，至今仍被戀人間用來表達堅貞不渝的愛情。這首詩從淺顯的角度來看，是描述了唐玄宗與楊貴妃之間綿綿不絕的愛情，但如果通過“論世”，透過“意”來看待“志”，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確實可博人同情，如果他們都是普通人的話；但是，他們不是普通人，拿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作為愛情的犧牲品，人們顯然是不會贊成的。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懷念自己家鄉為主的“尋根文學”，但是在他天馬行空的思想與文筆之間，一般讀者是很難領略其中深意的。他最著名的代表作“紅高粱系列”，記敘的是在家鄉高密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動和父輩們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從文學文字自身來看，這一系列作品中所描述的違背現世道德規範的愛情是不可理喻的，無法無天的。但如果運用孟子“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的文學批評方法來對作品進行解讀，就會發現作品是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文字正是透過這種野性對愛的追求，反射出作者對現代社會生命蒼白的一種感慨。在文學領域，因為有美的存在，才有鑑賞美的可能。
在文學鑑賞活動中，我們不僅要借鑑西方的文學理論觀點，更要注重挖掘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觀點。孟子作為百家爭鳴時期的一個大家，作為孔子儒家思想的傳人，他的思想是理性思辯與儒學中庸相結合的。他“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的觀點，無疑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精粹所在。我們要把它作為開啟文學作品堂奧的一把鑰匙，認真學習領悟，用發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全面地看待美學現象。（本文作者：熊浚 單位：湖北民族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