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分析通俗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問題，是貝內特提出“閱讀形構/互—文性”觀點的出發點和邏輯前提。要理解“閱讀形構互—文性”，必須先闡明貝內特對通俗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係的認識和分析思路。貝內特首先站在解構主義立場審視通俗文學與“文學”的關係。他批駁傳統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依照資產階級文學標準劃分“文學”與“通俗文學”等級序列，如此做法，使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對文學審美價值過於牽掛，一方面把“文學”看作與意識形態有別的自治領域，另一方面無視通俗文學意識形態的複雜性、多變性，將通俗文學簡化為主導意識形態(虛假意識)，淪為大眾工業生產和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容器。其結果不但使馬克思主義批評淪為一種扭曲的唯物主義，而且阻礙了通俗文學介入霸權鬥爭領域行使政治運籌的可能性。為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將通俗文學等同於主導意識形態的簡化作法，貝內特認為對通俗文學及其意識形態的認識，不能採取以往文字形而上的觀點，要從文字間性即從閱讀接受的互文性關係聯結中透視文字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效果。因為文字在文字間性系統的關係聯結中產生一定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效果，“關係聯結仍然是構成文字得以發揮作用的惟一可能的政治‘場所’”。［1］文字間性就是不斷變化的文字－意識形態關係，這種互文關係效果(政治、意識形態)銘刻在文字接受閱讀過程中，影響文字的接受狀況。這就意味著文字在多元的接受語境下，成為一個漂浮的能指，被編入不同的文化、權力、社會制度等符碼。所以，文字的意識形態效果不是從文字的意指內容中直接體現，而是在多元動態的閱讀接受過程中呈現意識形態效果的複雜性和矛盾性。為此，考察通俗文學的意識形態效果，便需從文字的閱讀接受入手。其次，在分析文字閱讀接受問題上，貝內特借鑑了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質詢機制，將文字意識形態與具體、差異的閱讀個體連線起來，認為文字產生效果的依據不是赤裸裸的的主體性，而是“受到各種不同甚至有時矛盾的意識形態構成中對某一特定主體立場質詢的個體，”［2］主體立場隨差異性社會位置的變化而變化。這種動態的主體立場再插到變化的文字間性關係聯結中，閱讀個體便在一系列意識形態座標軸上移動而形成多元身份，文字則成為或鬥爭、或反抗、或妥協的多元意識形態場域。可以說，文字不但由於閱讀接受敞開了文字的歷史，且因接受閱讀而成為多元矛盾的意識形態效果場域。通俗文學文字與讀者究竟如何發生作用，閱讀接受中文字間性的動態意識形態效果場域的變化機制如何運作，閱讀接受的條件又是怎樣的?貝內特用“互－文性/閱讀形構”解決這些問題，令人信服地闡明瞭閱讀和文字受到銘刻於其間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一系列互文調停而形成以文字為中心的動態場域，並揭示出閱讀個體在建構多元主體身份過程中的積極能動性。這也是貝內特從文學閱讀角度試圖調停英國文化研究理論存在著的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間的矛盾的理論嘗試。
“閱讀形構/互—文性”(閱讀形構只在閱讀引起的互—文聯接中得以體現，故將兩者置於一起。)的內涵極為豐富，它以讀者接受和文學互文性等理論為基礎，挪用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質詢說，福柯的話語形構，拉克勞、墨菲的話語聯接，葛蘭西霸權概念等，勾勒出銘刻在閱讀接受中的多重社會歷史力量及其與文字、讀者間的複雜關係，體現了貝內特鮮明的政治旨歸和文化唯物主義立場。“閱讀形構”指“一套話語和互文力量，它們組構和啟用閱讀實踐，將文字和讀者聯接為特定的關係:讀者是具體的閱讀主體，文字是以具體方式閱讀的文字。”［3］這種界定顯得十分抽象模糊，通過貝內特在不同著作多次對“閱讀形構”的特點、功用、性質等描述，可發現閱讀形構實則是一種熔鑄於文字和讀者間的闡釋框架或閱讀框架，類似於海德格爾、伽達默爾闡釋學的“前有”“前結構”。閱讀形構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而非闡釋學的作為通達“在世之在”的“前見”的本體論範疇。相比闡釋學和接受理論的前理解對個體心理經驗性的強調，貝內特更重視閱讀形構這一閱讀框架的文化、意識形態等社會歷史規定性，他用佩奇尤克斯的話語形構類比自己的閱讀形構這方面的特徵。佩奇尤克斯指出話語構形根植於特定的意識形態，個人的言語行為不是個人主觀運用的語言產品，而是被受制於具有意識形態傾向的話語構形的制約，語言在實踐、操作、建構各層面受到不同的話語形構相鬥爭的對抗，即使相同的詞語也趨向不同的意義，意義是能指之間不停運動關係的結果，而非僅僅是所指，詞語、語句、命題從它們所屬的話語形構中得到它們的意義。這意味著閱讀形構和話語構型一樣，在一定的意識形態壓力下生產意義和效果。閱讀形構/互—文性源自文學互文性理論和閱讀接受理論，但又比後者意蘊豐富，它更突出文學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將文學疆域拓展到更為廣泛的社會文化領域。眾所周知，“互文性”最早由克里斯蒂娃提出，指任何文字都是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文字都是對另一文字的吸收和改編。即每一個文字中都包含了其他文字涉及的因素，每一個文字都不可能是一個與外界絕緣的封閉的語言體系，而是與其他文字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絡。互文性強調各文字之間的複雜聯絡，文字意義的互動性、流動性和差異性。克里斯特娃的互文性僅限於單個文字內部中其他文字的指涉關係，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狹義的互文觀念。隨後，羅蘭巴特在克里斯蒂娃文字互文性基礎上，提出在閱讀角度認識互文性，並給予理論闡發。他繼承修正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從克里斯蒂娃在作者立場劃分文字轉向讀者立場，表現了互文理論研究從文字生產理論向接受閱讀的轉換。巴特將文字劃分為可讀文字和可寫文字，強調讀者參與文字生產的`積極性、能動性，讀者在可寫文字中通過發現文字意義新的組合方式，重寫、再生產、再創造文字，使意義在無限差異中被擴散。巴特反覆強調閱讀個體在(重)寫文字活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文字的闡釋取決於個體彙集各種互文字並將它們同給定文字相聯絡的能力。巴特從閱讀接受的積極能動性角度分析文字互文性生成的機制，無疑具有開創意義，但他並未涉及主體和互文字如何聯絡的問題，更未考慮閱讀互文性的社會歷史規定性。貝內特和巴特一樣，將讀者受眾作為文字相互聯絡的節點，強調閱讀主體的積極能動性，認為文字正是通過閱讀才得以關聯形成互文關係。他將這種因閱讀而相互關聯的文字現象稱之為“互—文性”。通過與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的比較，貝內特說明自己的互—文性概念，“使用連字元是為了避免與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相混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指:可在一個特定的單獨文字內在構成中辨認出來的、其他文字的指涉體系。而我們的互—文性概念指在特定閱讀條件中，文字之間的社會組構關係。”“互文性指一系列意指關係，它們共同體現在一個文字中，是文字所展現的變化的產物。而互—文性則是文字被社會性地組構於閱讀形構客觀性方面中的關係方式。互文性是社會性組構的互—文性的特定產物，後者在為閱讀實踐上提供了客觀力量的同時，也為互文指涉的生產和運作提供了框架。”
貝內特的互—文性更強調互文字間的社會歷史條件，是廣義的互文觀，它以閱讀為聯結機制，形成文學文字之間、文學文字與非文學文字、文字與主體、文學領域與其他社會活動領域間的動態場域。相比巴特閱讀接受角度的互文性概念，貝內特用“閱讀形構”彌補巴特忽視的閱讀主體與互文文字如何聯絡的機制，突出銘刻於其間的多元意識形態效果和意義生產的社會歷史規定性、主體與文字間性等特徵。“閱讀形構”具有極豐富的內涵和政治意味。具體有以下幾點:
(1)閱讀形構是熔鑄於文字與讀者間的閱讀理解框架，類似於“前理解”“前見”，它是接受主體與當前文字產生對話的前提。它凝聚著主體積累的互文知識、經驗、審美情趣、心理動因等因素，並和內化於主體經驗中的時代、社會、文化、意識形態融合一體，也即主體在閱讀接受活動中已先行被話語所塑並將之帶入接受活動中。這一過程體現了主體閱讀接受的積極能動性，主體依據自己具體的、境遇性的闡釋框架閱讀文字，賦予其意義，用貝內特的話說“文字是為讀者的文字。文字總是被組構好的文字。”
(2)“閱讀形構是一套交叉的話語。”這套話語銘刻著各種物質、社會、意識形態等歷史力量，或者說它是多元話語場域。這就意味著在這套互文話語中充滿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縫隙，它們在相互角逐、爭鬥、協商中被聯接(articulation)、增補。這套互文話語是意義鬥爭的場所和意識形態角逐的領地。比如在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這個特定閱讀關係中，馬克思主義閱讀形構使文字被生產性地被啟用，文字依照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立場呈現相應的意義，在與其他閱讀形構話語競爭中，建構出馬克思主義政治干預的空間和權威。
(3)在閱讀形構中“主體是為文字的主體。”在這套意識形態角逐的互文話語中，暫時決勝而出的主控性話語和意識形態將個體質詢於主體的位置上，使其成為“這個人”。鑑於不存在抽象的意識形態，只存在具體的個體在具體境遇被質詢為具體的主體，故貝內特說“讀者是具體的主體。”主體在閱讀中身份不斷被瓦解、重構，成為某一具體意識形態質詢下的具體社會主體，並修正原有的閱讀形構。
(4)閱讀形構類似於福柯的話語形構，暗中為知識、權力和意識形態所編碼，更確切的說，它是個體閱讀實踐所遵循的一套制度話語。文字的真正意義和效果不是文字所指內容，而是文字作為能指依據不同閱讀形構的意識形態和權力符碼而體現不同的意義和效果，“閱讀效果不是預先存在於閱讀形構中，因為它是在閱讀形構中產生的．．．．．意義通過文字在不同的閱讀形構中被生產性地啟用方式”出現。［5］如邦德小說隨閱讀接受中變化的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壓力而不斷重組，最終構成一個集電影、廣告、雜誌、玩具、評論、演員等各種文字為一體的網路場域。作為通俗文學的邦德小說因其變化衍生的各種互文字，成為英國日益突顯的大眾文化現象。邦德文字之所以流行和經久不衰，就在於它能依據不同閱讀形構中意識形態符碼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為此，通俗文學(文化)的意識形態複雜性、矛盾性不在文字本身，而在通過閱讀形構互—文性體現出的變化的意識形態上。
(5)閱讀形構的物質載體是意識形態實踐制度化的各種機構，它們形塑閱讀形構，建構社會主體身份。閱讀形構在其歷史過程中，總是內在地、不斷地重新書寫進多重物質的、權力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符碼，並內化在主體閱讀過程中，質詢和重構相應的社會主體身份，再生產一定的社會關係，維繫或顛覆象徵秩序。為此“文字總是已經被文化啟用的物件，讀者總是被文化啟用的主體。”所以要想充分理解並評價閱讀形構這套交叉的話語所隱含的權力，“不僅要考慮話語的明確意義或目的，還應更多地考慮話語的系統構成，因為它們形成的模式由它們與非話語實踐的關係決定，如與制度、習慣、或日常實際生活的關係等”。［6］
(6)由於閱讀形構是一套爭鬥和協商的話語聯接場域，它可被各種權力和意識形態編碼和介入並生產相應政治效果和意義。如此，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話語可積極地介入閱讀形構，為霸權鬥爭生產相應的知識話語並建構相應的政治主體。這點表明閱讀形構概念具有鮮明的文學政治效果，體現了貝內特本人的政治立場。貝內特以“閱讀形構”為中介，將系列文字、閱讀主體、意識形態等聯絡起來，形成一個以文字閱讀為核心的文字之間、文字與社會，文字與主體間多元動態的意識形態效果動態場域。同時，閱讀形構在各種變化著的權力和意識形態壓力下，將個體質詢為多重變化的社會主體系列，因為主體認同機制中隱藏著複雜的權力關係［7］。就此而言，閱讀形構是意識形態在文學閱讀接受活動中的具體體現。更重要的是，閱讀形構/互—文性的意識形態壓力並非以抽象觀念的形式運作，它有一系列物質的、制度的支援，如學校、教育體制、文學批評和理論話語、文學教育等文化實踐形塑閱讀形構，為意識形態合法化發揮關鍵作用，維繫或再生產一定的社會關係。總之，文字通過微觀層面的個體閱讀形構，受到巨集觀互文系列的文化意識形態之調停和介入。
貝內特以通俗文學和意識形態關係這一問題意識為起點，通過閱讀意指實踐反駁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將通俗文學簡化為主導意識形態的做法，就此而言，他承襲了英國文化研究重視受眾思路。但貝內特又和霍爾、莫利等人經驗式受眾研究的思路不同，他更強調文學接受過程中的社會文化等歷史規定性，突出銘刻於文字和讀者中的意識形態、文化指涉和權力關係，在變化的文字效果場域看待通俗文學(文化)與意識形態關係間的複雜關係，形成“閱讀形構互—文性”這一文學批評理論成果。這種思路啟發了英國第三代受眾研究，他們不再以個體經驗接受為主，而位移於微觀(文字－語境)和巨集觀(社會結構)層面的結合，從文字中見出社會文化結構、話語和文字本身的生產過程等。如對機構學術寫作與受眾的關係問題研究即為突出一例。［8］就文學批評理論而言，貝內特將媒介社會學的文字效果說引入通俗文學的接受研究上，通過文字接受彰顯出文字隨社會歷史語境變化而變化的多元意識形態效果，突出了文學尤其通俗文學意識形態的複雜性、矛盾性。貝內特在方法論上，強調從互文性角度理解閱讀，併為前理解注入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彌補了以往文學閱讀接受研究和互文性理論對閱讀實踐的社會歷史規定性重視不夠的缺憾。用貝內特自己的話來說“注重效果的傳統很少受媒體社會學好評，但它確實對觀眾問題給予了認真思考，近年來輸入的關於＇解碼＇過程的符號學觀點已對影視研究產生影響，比文學批評界更重視形式所能產生的效果。簡言之，現在還沒有真正的讀者研究(從效果角度思考文字接受。)”［9］綜上所述，貝內特的“閱讀形構互—文性”文學批評理論，是對文化受眾研究和文學讀者接受研究的雙向融合和超越。他的分析思路、理論觀點對當代中國文化詩學分析通俗文學、文化現象具有一定的方法論啟示和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