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特徵從兩個方面進行闡述，一是文學與歷史的關係，二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文學文字與歷史文字都具有文字性，從文字性出發，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具有明顯的政治性。
論文關鍵詞：新歷史主義；特徵；文字性；政治性
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是舶來品，它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學界。20世紀80年代，在渡過了西方“歷史主義危機”之後，人們又重新追問文學與歷史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之下，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以反抗形式主義的姿態，登上了歷史舞臺，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論特徵。
一、歷史與文學
(一)歷史是什麼。從歷史理論來說，新歷史主義的“新”是相對於傳統歷史觀而言的，這最主要表現在它對歷史的性質的再認識上。而對“歷史是什麼”的回答，構成了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基礎。傳統的歷史觀把歷史看成是一個可供客觀認識的領域，歷史是獨立於歷史研究者認識主體的、獨立於他的研究手段(“發現”)和工具(“語言”)的實際存在。如果歷史研究者在把握歷史的過程中能夠克服和排除主觀因素，透明地運用其語言工具，他就能夠再現般發掘出埋藏在時間風塵下的“史實”，並由此獲得關於歷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發現。在新歷史主義看來，上述的歷史觀是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在歷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歷史的。歷史研究者的主體(“人”)和他的工具(“語言”)本身都是歷史的產物。任何具體的人在藉助語言而把目光投向過去的時候，他的視點和視野都已經被限制在某一現刻歷史、語言的歷史沉澱以及它們錯綜的複合影響之中。
展現在他眼前的不過是他所看見的歷史，而不是“歷史本身”。因此，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是現時的人對過去的一種“知識”，這種知識以話語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寫出來的。至於歷史上究竟發生過什麼，他們則不管，他們認為歷史主要由一些文字和一種閱讀、闡釋這些文字的策略組成。
對此美國文藝理論家海登·懷特說：“從這種觀點看，‘歷史’不僅是指我們能夠研究的物件以及我們對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藉助一類特別的寫作出來的話語而達到的與‘過去’的某種關係。”在這裡，歷史是對過去事件的描述，而這種描述並非純粹的客觀再現，而是語言對事件的再度構成，其中必然滲透著語言運用者對事件的解釋。
因此，歷史被看作一個文字。海登·懷特還進一步論證道：“不論歷史事件還可能是別的什麼，它們都是實際上發生過的事件，或者被認為實際上已經發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事件。作為這樣的事件，為了構成反映的客體，它們必須被描述出來，並且以某種自然或專門的語言描述出來。後來對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釋，不論是自然邏輯推理的還是敘事主義的，永遠都是對先前描述出來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釋。描述是語言的凝聚、置換、象徵和對這些作兩度修改並宣告文字產生的一些過程的產物。單憑這一點，人們就有理由說歷史是一個文字。”
歷史是一種話語，或一種文字。這種歷史觀帶有明顯的後現代社會的色彩，是後結構主義者歷史觀的延續。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把歷史稱為一種“歷史敘述”或“歷史修撰”，正是突出了歷史的文字性，用福柯的話說就是，原先的一個大寫的單數的“歷史”(History)被小寫的複數的“歷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們面前的歷史，只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的歷史。福柯的這種歷史觀正應和了當代文學批評的一種信念，即人們只有通過文字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字之外的世界對於人的思想來說是不存在的，沒有意義的。
作為話語或文字而存在的歷史，帶有一般文字的特徵，想象和虛構因此而成為歷史文字無法擺脫的特質。海登·懷特曾說歷史的深層結構是詩性的，便是基於對歷史文字的想象與虛構特質的理解而作的評論。這也就是說，歷史從來就不能脫離想象而存在，歷史在本質上仍是一種語言闡釋，它不能不帶有一切語言構成物所共有的虛構性。與此相關，所謂歷史真實並不等於事實，它是事實與一個觀念構造的結合，也就是說，沒有一種絕對的真實，一種離開具體觀念和闡釋語境的真實。歷史話語中的真實總是存在於一定的觀念構造之中。
(二)歷史與文學的關係。當海登·懷特把歷史的深層結構解釋為“詩性”的時候，他已經在歷史與文學之間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更加密切的聯絡。新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和文學同屬一個符號系統，歷史的虛構成分和敘事方式同文學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傳統歷史學家那裡，歷史的特質是“真實”，它記錄的是真實的事件，而這種“真實”與文學的特質“虛構”恰成對比，兩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歷史主義者打破了歷史的“真實”假象，他們認為，歷史文字的運作方式是“編織情節”，即從時間順序表中取出事實，然後把它們作為特殊的.情節結構而進行編碼，這種編織情節的方式與文學話語的虛構方式幾乎一模一樣。 因此，在舊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中，文學文字被看作是一種歷史現象，認為它產生於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中，是對歷史的一種反映。那麼，舊歷史主義批評家所從事的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的任務就是一種“還原”歷史的工作，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通過把文學作品放到它所產生的歷史背景之中，來試圖再現出作者的原來的意義，從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義。舊歷史主義文學批評關注的是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因為它認為在文學作品之外，有一個真實的具體的歷史，而文學作品只是對這個真實而具體的歷史的一種反映。換一種簡單的說法就是，歷史是第一性的，文學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說歷史是背景，文學作品是前景。歷史作為一種客觀的真實決定了文學的存在和文學的內容。而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不再把歷史看成是由客觀規律所控制的過程，看成是文學的“背景”或“反映物件”，而是把歷史和文學兩者同時看成是“文字性的”，由特定文字構成。在他們看來，歷史和文學同屬一個符號系統，歷史的虛構成分和敘事方式同文學所使用的方法十分類似。因此兩者之間不是誰決定誰、誰反映誰的關係，而是相互證明、相互印證的“互文性”關係。在新歷史主義者眼裡，文學與歷史並無明顯的界限，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以一種複雜的相互糾纏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他們所關注的，並非通常人們理解的那種虛構的、想象的、狹義的文學，而是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文化。換句話說，新歷史主義批評從事的是一種整體意義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體批評行為的實施過程中，我們既能看到“用文學的方法研究歷史”，也能看到“用歷史的方法研究文學”。
二、文學與政治
當新歷史主義用“文字性”和“互文性”填平了歷史文字與非歷史文字間的鴻溝，拉近了歷史客體與當代主體間的距離時，並不意味著要把歷史文字理解成憑空捏造，新歷史主義的目的是揭開作為教科書或史書的“歷史”的神祕的面紗，讓人看到其形成軌跡，發現文字的“歷史性”。在這方面，它對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多有借鑑。福柯用“話語”連線語言與使用該語言的社會中的整個社會機制、慣例、習俗等，這就使文字作為一種“話語實踐”指向社會歷史。話語實踐植根於社會制度之中並受其制約，總是體現著權力的關係。由此，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論歷史或文學，作為文字，它們都是一種權力運作的場所，不同意見和興趣的交鋒場所，傳統和反傳統的勢力發生碰撞的地方。
同時，福柯挑戰現存歷史定論的勇氣也給了新歷史主義批評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說，在任何一個看似處於某種統一意識形態統治下的歷史時期中，都充滿了被壓抑的它異因素，歷史學家必須在他的譜系研究中對它異和斷裂給予格外的關注。研究斷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話語、社會形態的形成條件，並由此對它進行批判，而不是認可；昭彰它異不僅否定了統一意識形態的神話，而且通過歷史定論對它異因素的壓制過程和方式可以透視出社會、政治、文化的複雜的機制運作情況。
因此，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具有明顯的政治性。既然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歷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著對現今的批判。這種批判的目的不在於馬上顛覆現存的社會制度，而在於對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則進行質疑。新歷史主義批評所關心的不只是主導意識形態所維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這表象下被壓抑的它異和破壞性因素。
從這一指導思想出發，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上非常迷戀邊緣文化，確信自身的邊緣化策略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挑戰與反叛，他們常常刻意把文學置於意識形態的邊緣地帶。通過對邊緣狀態的書寫，新歷史主義在社會文化和歷史現實的廣闊背景上，對文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複雜關係做出了探索和說明。
可以說，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理論最突出的特點，正是對文學意識形態性的重視和強調。這種做法突破了各種形式主義的束縛而確認了文學的意識形態性，重視了文學與社會風尚、心理特徵、國家機構、宗教形式、權力結構、傳統慣例等文化現象之間的廣泛關聯，把文學重新植根於人類歷史的沃野，這不僅糾正了對近一個世紀以來各種形式主義理論的學說偏執；同時，相對於傳統文學理論在這個問題上的簡單化處理，它對文學與意識形態之間複雜性關係的充分說明，也是一次有力的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