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倫理學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是一個特定學科與構成它的觀念、思想和理論的社會文化基礎的關係。社會或者民族的文化，是在歷史演進中逐步形成並不斷創造、總結、積累和傳承下來的具有自身特質的社會文明成果和民族智慧的結晶，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具有特定認識方式、思維方式、傳統習俗、民族心理以及與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等相適應的文化傳統。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有形和無形的精神、知識乃至物質力量，對社會和民族的進步與發展既具有潛移默化的、曠日持久的影響，也構成了特定的文化基礎。醫學倫理學是傳統的醫學文化與倫理文化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在認識和解決生命科學與技術進步引發的種種醫學倫理問題過程中，在經歷了不同形態的演進過程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醫學倫理學與社會傳統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其思想和理論的基因源於傳統文化。即使是現代醫學倫理學主張從現實的醫學倫理問題出發開展研究和建立新的醫學倫理公理的情況下，新的認識和新的理論的形成都必然有選擇地傾向於甚至可以說有賴於傳統文化所提供的認識和思想基礎。堅持對傳統文化的揚棄與發展，是醫學倫理學不斷成熟和持續進步的重要原則。
1醫學道德觀念與生俱來於人類文化
任何民族和國家都有自身的文化傳統，這種傳統是這些民族和國家在發展程序中不斷選擇、創造、積累、傳承和堅守的結果。作為當代人文學科的醫學倫理學，原本的形態只是傳統文化中醫學道德觀念和思想的構成部分，伴隨醫學的進步和後來整個生命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醫學道德才從觀念和思想形態逐步轉化為一種學科形態。醫學以及與生俱來的醫學道德觀念是人類早期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類對事物的認識都是從對人自身的認識以及對可以觸控到的、自己視野範圍內的外部世界的觀察開始的，對人自身的初始認識中就包含醫學的意義，因為“疾病比人類更古老”[1]2，人類的出現就意味著疾病的相伴相隨，對人自身、疾病現象以及兩者之間關係的初步認識就是醫學的萌芽狀態。由於原始人類認識能力和認識水平的侷限性，“在人類尋求解除病痛的過程中，最初的方式是來自巫師的實踐”2]。巫術醫學是一種原始醫學文化形態，這種形態的基本特徵是通過對一種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拜，達到解除病痛、消災免禍的目的。巫醫在採用藥物治療的同時，更注重採用巫術咒語、占卜、妖術的原始宗教方式，這些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對道德力量和心理方法的巧妙運用。在那個時代，巫術在許多文化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儘管巫術醫學是世界各種不同原始醫學文化的共同形態，但由於文化起源的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差異，對後來古代醫學道德思想和實踐的影響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國、印度、埃及和巴比倫四大人類文明發祥地所形成的各自獨特的文化形態，造就了不同的醫學和與之相應的醫學道德思想的萌芽。比如幼發拉底河流域產生的巴比倫文明，“認為惡神和魔鬼的附體是疾病和厄運的根源，每一個邪惡的靈魂常常導致一種特殊的疾病。”[1]28在對醫生行為的規範上採用的是法律的形式，如《漢漠拉比法典》中有多個段落對醫生的行為做出了法律的限定，具有一定的醫學道德規範意義。形成於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將巫術與醫學視為兩種完全不同的學科，但他們希望二者通過結合達到更好的效果。古代埃及醫學的專業化程度很高，強調不同專業的醫生應該具備與專業相適應的良好的個人素質，“身體無處沒有自己的神”[1]32,成為不同專業醫生的宗教信條。誕生於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醫學深受印度宗教的影響，印度草醫學被認為是“生命的科學”“要求醫生要善待和同情所有病人，要全身心地對待那些可以治癒的病人，同時也要理性地對待那些即將死亡的病人”[1]?產生於黃河流域的中國古代醫學與中國古代哲學融為一體，具有豐富倫理內涵的古代哲學思想直接滲透在中醫理論和方法中。在醫學倫理學史意義上，蘊含著醫學道德思想的古代醫學，其原始的科學性和人文性被融為一體，表現為一種自然哲學形態，這可以被認為是醫學倫理學的初始樣態，這種樣態在不同民族和國家文化發展中表現形式各有千秋，共同的特點則是生長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體現和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質。
2作為學科的醫學倫理學在西方率先形成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
近代以後的西方醫學開始從自然哲學形態向自然科學形態轉化，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等都開始成為醫學系統中獨立的學科，古代醫學從注重對人體、環境的研究開始逐漸擴充套件為微觀生命科學的探索。這個時代西醫學發展的最大特點是實驗醫學模式的逐步形成，以分析方法為主體的研究使醫學在擺脫自然哲學原始性的同時，追求生命科學的純粹性和單一性，醫學的人文性表面上被排斥在醫學之外，但由於人文性是醫學的本質規定性，迫使它只好另闢蹊徑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和道路，西方醫學倫理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古代醫學道德思想逐步向學科形態演化的。中醫學的學科形態在近代以後並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蘊含在中醫學思想體系中的醫學道德思想一如既往附著在中醫學的母體上，以中醫學整體性的模式通過實際的診療過程傳遞給患者和社會。但近代以後，西醫學逐步成為世界性的主流醫學體系，西醫學診斷、治療方法在向世界各地擴散和傳播的過程中，特別是醫院的社會建制化和醫學教育的系統化，西方醫學倫理學從思想到學科都隨之向輸入地滲透，醫學倫理學中所包含和反映的傳統文化同樣對西方醫學倫理學的接受者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果說古代醫學道德思想與文化的關係相對直接和簡單，近代以後醫學倫理學的逐步形成，醫學與醫學倫理學被分屬於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兩個分隔的文化領域，醫學倫理學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較之前變得更加複雜化了。
從零散、碎片化的醫學道德觀念和思想向醫學倫理學學科形態的轉化，是醫學倫理思想諸要素向醫學倫理學系統的轉化，這個過程不單純是一個伴隨醫學進步走向成熟的過程，醫學倫理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形成，科學和技術特別是生命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只提供了一方面的基礎，醫學進步在每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所提出和引發的新的倫理問題，並不能僅靠醫學本身來解釋和解決。作為學科，醫學倫理學要具備從理論、原則、方法到實踐等多層面的比較全面和系統的邏輯架構和學科體系，傳統文化通過學科理論建構的過程必然滲透和融入醫學倫理學的理論體系，或者說，醫學倫理學理論必然體現由傳統文化傳承下來的倫理精神、道德認識、道德標準和倫理原則等，傳統文化更多地是通過形而上的道德哲學思想和理論並把它轉變為一種立場和方法向醫學倫理學的理論和實踐過程輸入和滲透。從這種意義上看，傳統文化同樣構成了近代以後醫學倫理學的思想和理論基礎。傳統文化對近代西方醫學倫理學的影響並不侷限於思想傳承這一條路徑上。醫學倫理學打破以往的道德哲學形態嚮應用倫理學形態的轉變，社會發展過程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因素都成為傳統文化向醫學倫理學輸送和傳遞的渠道。
比如，醫學由古代的個體行醫經過鬆散的醫學社團向作為社會建制的職業性轉變過程中，中世紀的歐洲就建立起了正規的醫學大學教育，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中世紀後期的‘裡性時代’是隨著對邏輯學、自然哲學、神學、醫學和定律的課程探索在大學裡制度化開始的。”[1]m傳統文化通過教育手段對醫學觀念的影響可見一斑。在這個時代，原來醫學倫理的規範物件從醫生個體行為轉變為建立職業倫理道德規範的社會性要求。在醫學伴隨社會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逐步向科學化、技術化和職業化邁進的過程中，醫學與社會的相互依賴度不斷增強，醫學的社會責任隨之得到提升，這種提升也勢必對整個醫學倫理的視野、眼界和範圍產生重要影響。正是因為這種變化，“幾千年逐步形成的醫學道德觀念和醫學倫理思想、道德原則和各種各樣的規範，產生了一種總結、概括和整合的必要，在近代哲學和倫理學強有力的理論鋪墊和支撐下，醫學倫理學在西方逐漸發展和成熟起來。
醫學倫理學向現代生命倫理學的延伸和發展，更體現了西方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生命倫理學形成於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社會。生命倫理學一方面是醫學倫理學在學科意義上的一種延伸和擴充套件，傳統文化在這種延伸中完成的是自然傳承。另一方面更是生命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引發了諸多現實的生命倫理問題，這些倫理問題並不單純是由於生命科學和技術的進步直接導致的，而是科學的應用和技術的運用與傳統的醫學倫理觀念和規範產生了矛盾乃至衝突，需要重新確立新的醫學倫理標準和形成新的醫學倫理觀念，由於很多矛盾和衝突主要體現在人的生命過程的.各個階段，特別是體現在人的生和死兩端，生命倫理學作為醫學倫理學發展階段上的一個新的概念似乎更能反映學科的本質。生命倫理學面對的倫理矛盾、悖論乃至道德衝突，現象上是源於新的科技成果在醫療衛生領域特別是臨床上的運用，實質上是社會傳統文化與科學技術成果廣泛運用之間矛盾的反映。根深蒂固於美國社會中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人權等政治的、社會的和倫理的觀念，在科學技術面前並沒有讓步和動搖，這些觀念向醫學領域的轉移，才造就了諸如醫療知情權、知情同意權、醫療自主權等醫療個人主義觀念的形成，這些觀念被納入到生命倫理學的原則和規範中。這種情況所表明的，並非是傳統文化對新倫理觀念形成的限制和阻礙，而是傳統文化通過各種路徑讓新的倫理觀念能夠體現和傳承它固有的價值。生命倫理學具有針對現實問題提出解決思路、方案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倫理公理的特點，但是無論面對什麼樣的新的倫理問題和難題，傳統文化的影響總是無處不在。這是人類文化進化的本性決定的。
3傳統倫理文化是中國醫學倫理學本土化的脈與根
在中國醫學發展史上，醫學倫理思想不僅伴隨醫學的發展而成長，也成為以倫理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古代有諸如孫思邈的《大醫精誠》、陳實功的“醫家五戒十要”等豐富的醫學倫理思想，這些思想與以“仁愛”為核心的儒家倫理思想一脈相承。近代以來，中國醫學界和哲學、倫理學的學者也力圖構建具有中國自身文化基礎的醫學倫理學，幾乎所有論述醫學道德和醫學倫理的著述中都十分強調優秀的中國倫理傳統文化對醫學倫理的價值和意義。但是，由於中國是在帝國主義列強入侵和掠奪的炮火聲中走上近代史道路的，在長達百年的歷史程序中，中國的傳統文化遭受了種種強烈的衝擊。西醫學就是在這個時期引入中國的，教會醫院的建立，促使醫療形態由個體模式向集團模式轉變，西醫學與中醫學在認識和實踐方式上的巨大差異導致了兩種體系之間出現種種矛盾，在中國逐步形成了兩種醫學體系並存的格局，新格局的形成必然帶
來醫學道德觀念的調整與新的醫學倫理思想的傳入[3]17。在這個階段中國並沒有構建起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醫學倫理學學科，在思想上和理論上沒有明顯的建樹，對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運用仍然停留在自發狀態。
醫學倫理學是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以學科形態出現在中國學術界和醫學界的。儘管那個時期的中國尚不具備形成現代醫學倫理學的醫學科學和技術的條件以及社會基礎，但中國哲學界和醫學界的部分學者敏銳地洞察到醫學倫理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必要和可能。這個時期完成的醫學倫理學著作和教學用書在內容上都注意到了對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引入，但是受時代和社會條件的侷限，醫學倫理學尚無能力在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完全形成具有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基礎的、適合中國現實的醫學倫理學。幾乎同一時期，西方醫學倫理學理論和方法等被介紹和引進到中國，中國的醫學倫理學體系中吸納和借鑑了西方醫學倫理學，特別是生命倫理學的許多觀點、理論、內容、案例和方法，與中國學者自身的研究成果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醫學倫理學的學科體系。中國醫學倫理學在迄今為止3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在構建具有中國自身文化特色的醫學倫理學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醫學倫理學如何形成中國的文化特色和倫理精神，並將這種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醫學倫理思想付諸醫學實踐，將是中國醫學倫理學界和醫學界長期和艱苦的工作。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醫學領域無國界的國際化特徵，勢必帶來醫學倫理學在很多方面認識和標準上的普適性和全球性。資訊化社會帶來的文化傳播和流動，文化的傳統性受到強烈衝擊。在這樣的趨勢面前，需要不斷地調整對醫學倫理學與傳統文化關係的認識，才可能處理好繼承傳統文化與借鑑外來文化的問題，從而推動醫學倫理學更合理地、更深入地認識和對待社會文化所具備的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
4醫學倫理文化的接受與對傳統文化的反作用
傳統文化對醫學倫理學的影響，另外一條途徑是醫學職業主體在職業實踐中的習得和堅守。文化對一個特定領域的影響固然是文化發展客觀規律性使然，主體對傳統文化的接受也是傳統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因素。醫學倫理學從來都是一個充滿文化競爭、文化衝突的領域，醫務工作者在對醫學倫理思想、原則和規範的認知和接受過程，實質上是對文化的認識和接納過程。傳統文化並不是以一種文字或者標記的形態出現在醫學倫理學中，而是滲透在醫學倫理學思想和理論中，這些思想和理論又通過若干倫理原則和規範等體現在對醫務工作者行為的約束和要求上。醫務工作者從內心深處接受並踐履醫學道德規範，首先需要在文化層面認同和接受醫學倫理學提出和確立的價值觀念、道德認識和倫理標準。醫務工作者在對待醫學倫理原則和規範上，只有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受，這一過程是學習並接受傳統文化的過程，當醫務工作者的醫學道德認識達到一定的境界，傳統文化所倡導和確立的醫學道德價值觀念才可能紮根於醫務工作者的內心世界併成為他們醫療實踐行為的指南。
傳統文化與醫學倫理學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傳統文化在成為醫學倫理學思想和理論根基構成部分的同時，醫學倫理學同樣對傳承、弘揚和發展傳統文化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義。傳統文化的傳承在實踐意義上都是通過社會的特定領域來完成的。醫學倫理學一方面通過自身的倫理思想、原則和規範等把對傳統文化的堅守傳達給醫學職業領域;另一方面又因為醫學倫理實踐更多地是在醫患關係中進行的，醫學倫理學對傳統文化的立場通過醫療實踐過程傳遞給整個社會。在醫學倫理學領域，傳統文化轉化成為醫務工作者的行為規範、職業信條和道德境界。傳統文化的一般形態具體化為醫學文化和醫學倫理文化，傳統文化的核心和精神在醫學倫理學的學科發展中得以繼承和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