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認知語言學翻譯觀為探討翻譯本質和翻譯教學之間的關係提供新的視角。譯者的認知活動和翻譯能力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認知語言學基礎上的翻譯教學模式對全面培養學生的翻譯能力，改進翻譯教學中存在的問題產生積極作用。
關鍵詞：認知語言學翻譯觀；翻譯能力：啟示
傳統的翻譯理論將注意力放在“結果”上，主要通過分析原語和目的語來對原文和譯文進行比較，最後對譯文作出評價，總結出翻譯技巧。對原語和目的語之間的轉換過程缺乏足夠的關注和剖析，對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解決方法也缺乏系統的說明和描述。翻譯活動涉及兩種語言系統，不同的語言系統提供給說話人以截然不同的規約意象、分析依據、建構原則，包括某一場景和行為的引數的突顯程度，不同的圖式和背景關係，不同圖式化程度等，從原語到目的語，譯者面臨許多可供選擇的翻譯對等物，其中要經過一個極其複雜的篩選和決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真正起作用的還是大腦機制。本文擬在認知語言學理論框架內對英漢兩種語言的異同和翻譯問題進行考察，力爭發現語言形式背後的理據。
一、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
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認為， “翻譯是以現實體驗為背景的認知主體所參與的多重互動作用為認知基礎的，讀者兼譯者在透徹理解源語語篇所表達的各類意義的基礎上，儘量將其在目標語言中表達出來，在譯文中應著力勾畫出作者所欲描寫的現實世界和認知世界(王寅，2007:583)”。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強調體驗和認知的制約作用，重視作者、作品和讀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追求實現“解釋的合理性”和“翻譯的和諧性”。認知語言學建立在體驗哲學的基礎上，用認知語言學的視角去審視翻譯，它突出了主體認知活動在翻譯中的表現。這是有關翻譯活動的一個本質現象，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提出要發揮體驗和認知對主體性因素的制約作用。
認知活動對翻譯的決定作用，即譯文是體驗和認知的結果，一方又指出譯者作為認知主體之一應受到其它參與翻譯活動的'認知主體問互動的制約，翻譯時應“創而有度”，而不是“任意發揮”(王寅，2007：581)，因而它是一種追求平衡的翻譯觀。換言之，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承認並描述了認知活動在翻譯行為中的客觀存在，同時又提出譯者必須儘量重現原文所表達的客觀世界和認知世界：它既是看待翻譯活動的一種新的整合性視角，同時又從認知的角度提出了翻譯活動的標準。鑑於翻譯教學的物件是未來的譯者，而認知語言學直接關注譯者認知活動的過程，強調主體的體驗性和創造性。
二、當前翻譯教學中翻譯能力培養的弊端
翻譯課長期以來廣泛採用的教學方式是教師提供原文，學生做出譯文之後，教師根據參考譯文對有關的翻譯問題進行講解，評價學生翻譯的得失。這種“糾錯”式(劉彤、陳學斌，2006)的教學法自身的缺點在於只進行語言訓練，而不包含讓學生進行資訊提取、選擇，根據既定的目的來創造譯文等翻譯能力的訓練。從教學效果來看，傳統筆譯教學方式至少存在著兩個嚴重的侷限性：
其一，由於翻譯這個行業一直以來在我們國家的職業化程度都不高，大學裡的翻譯教師並不一定有過長期擔任職業譯者的經歷：有的只是語言文學專業的畢業生，具有較好的母語和外語功底和偶爾從事兼職翻譯的經歷。這些教師在授課時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參考譯文，囿於評析語言轉換的得失，使翻譯課無形之中變為語言學習的輔助課程。
其二，即使教師本人具有足夠的職業背景，重在點評和糾錯的授課方式不可避免地帶有個人經驗主義的烙印，不足以全面揭示翻譯的要義和本質，有限的課時又難以讓學生有廣泛而大量練習的機會。
傳統的筆譯教學缺乏系統組織和理論指導，遠不能滿足翻譯實踐對翻譯教學的要求。筆者認為產生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有兩點：一是翻譯學自身發展的侷限性。它一直以來僅是語言文學專業下的一門科目，沒有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二是因為我們對翻譯活動的內涵認識不足。很久以來我們只認識到翻譯活動中語言轉換的一面，沒有看到社會文化環境、譯者、翻譯目的等因素對翻譯結果所產生的影響，忽視了翻譯活動的複雜性和目的性，因而在翻譯教學模式上過於簡單化、機械化。
三、認知翻譯能力培養的具體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