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wkins(1998)認為，盈餘質量高的公司有以下特徵：持續穩健的會計政策，該政策對公司財務狀況和淨收益的確認是謹慎的;收益是由經常性發生的與公司基本業務相關的交易所帶來的;會計上反映的銷售能迅速的轉化為現金;淨收益的水平和成長不依賴於稅法的變動;企業債務水平是適當的，並且企業沒有使用它的資本結構來進行盈餘操縱;穩定的、可預測的能夠反映未來收益水平的趨勢等。同時他指出：盈餘質量並不僅涉及收益一個要素，財務活動和經營活動特徵會對收益質量排列的高低順序產生影響，如：經營槓桿係數，財務槓桿係數，流動性，行業因素，另外，經濟環境、稅收政策、會計政策、使用者目的等也是決定公司盈餘質量的重要因素。
摘要：盈餘質量資訊可以反映一個企業的收益狀況及現金流量資訊，對於利益相關者至關重要。文章是在梳理國內外相關盈餘質量文獻的基礎上對盈餘質量的內涵、發展、挑戰及未來研究趨勢進行總結與分析。
關鍵詞：盈餘質量;瓊斯模型;盈餘管理
一、盈餘質量內涵
盈餘質量概念自提出以來備受關注，但至今仍沒有統一的定義。研究相關文獻發現大多是從以下五個方面來理解的。
一是在遵守會計謹慎性原則下公司報告出的盈餘資訊的內在保守程度;二是盈餘的變化程度。主要是進行縱向的比較，即同公司上年或預期盈餘相比;三是利潤表上報告的盈餘與真實盈餘不一致的程度;四是可持續盈餘狀況。即從所報告的盈餘中剔除異常專案，能夠很好地指示未來盈利能力，就認為盈餘質量高;五是企業會計資訊在符合會計資訊質量特徵的前提下，相關盈餘資訊能夠被財務資訊使用者運用的程度，利用程度越高，盈餘質量就越好。
通常我們認為盈餘質量是一個相對概念，本文認為盈餘質量高是指公司的盈餘相對真實地反映了企業實際所得。其量化標準目前仍沒有達成統一共識，常用的量化評價指標有價值線(Value Line)，它是指剔除暫時性專案和利息資本化後的每股收益佔利潤表上的每股收益的比例;Lev和Thiagrajan(1993)提出了存貨、應收賬款、毛利、壞賬準備、審計意見等12個指標來衡量盈餘質量。
二、盈餘質量研究快速發展的驅動因素
第一，管理層操縱導致的盈餘質量問題普遍存在，20世紀90年代SEC嚴格要求上司公司進行全面的盈餘質量管理，要求企業管理者把機會盈餘管理納入日常管理範圍內以滿足資本市場需求。這主要推動了管理層激勵與盈餘管理的關係、審計與盈餘質量的關係研究。如李文洲，黃俊(2014)運用中國滬、深A股上市資料在《大股東掏空視角下的薪酬激勵與盈餘管理》一文中，認為大股東以其絕對控制權牟取私利的掏空行為會引發經理與大股東合謀進行盈餘管理，進而產生新的代理問題;蔡春，謝柳芳(2015)在《高管審計背景、盈餘管理與異常審計收費》認為，高管審計背景可能會導致公司盈餘資訊質量下降，審計風險上升。
第二，1991年瓊斯模型的.引入及隨後出現的各種修正後的瓊斯模型，為盈餘質量管理提供了一種方法。度量盈餘質量時，要滿足一個前提條件是要能準確地區分真實盈餘和被*縱的盈餘，已有計量模型很難滿足準確性，這也是研究盈餘質量面臨的一個挑戰。王琨(2013)採用較成熟的Dechow-Dichev模型計算我國上市公司的應計質量，將其作為盈餘質量的代理變數，以應計專案與現金流量的匹配程度來衡量盈餘質量的高低。
第三，一系列國際上認可的會計準則的制定與推廣也促進了盈餘質量研究發展。如國際會計準則協會(IASB)直接反對一些“高質量”會計準則。這些都吸引研究者更關注盈餘質量，同時由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在全世界的廣泛推廣運用，也使得各國不同的會計實務可以進行比較，方便了研究者對盈餘質量進行有效的研究。
第四，大量的電子資料庫的出現與引用，提高了大樣本資料收集速度，降低了收集難度，為盈餘質量研究提供了便利。以往的研究是手動收集樣本，研究成本高，研究效果也不佳。
三、盈餘質量研究面臨的挑戰
第一，模型構建有效性的問題。瓊斯模型存在很多缺陷，最大的缺陷是我們無法驗證那些預測的準確性。比如無法驗證所估計的可自由支配的收益是否是管理機會主義的後果，或者說採用的模型僅僅是一種想當然，即所運用的理論不一定能解釋我們試圖去解釋的問題。Dechow，Ge 和 Schrand(2010)認為，盈餘質量是衡量公司業績的會計系統與會計系統是如何實施的這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然而研究者通常關注於會計實施問題，比如會計舞弊與盈餘管理關係，較少關注會計系統本身。
第二，盈餘重申及SEC釋出的會計和審計實施細則有可能是潛在代替瓊斯收益理論的盈餘質量理論，但是它們也有自身的侷限性。比如，盈餘重申僅僅關注已被公司判定為糟糕的盈餘質量。AAERS中的激勵制度會使企業為追求高額盈餘而違反法律法規。總之，不管是瓊斯收益理論還是盈餘重申或SEC細則，都有自身的侷限性。
第三，是否有必要研究遵守會計準則的盈餘質量仍是研究者關注的問題。歷史上研究盈餘質量因為SEC強烈反對會計舞弊行為，SEC擔心盈餘管理會誤導投資者，損害投資者利益。最近的研究表明這種擔心是有合理的。比如，Hutton等人在2009年發現盈餘管理與股價下跌存在緊密聯絡。Biddle等人2009年研究發現高質量的收益會提高投資效率。相似地，如果債權人能及時識別潛在的風險，盈餘管理將會避免違反契約。
第四，另一個挑戰是很難從現有的文獻中總結出公司偏好。這個問題不是簡單地說不同的控制組存在偏好衝突，而是給定的控制組的偏好可能是基於一定標準的，而這個標準不在我們的研究範圍內。比如，1997年Bushman發現，及時確認損失與收益連續性存在負相關，這表明及時確認損失會減少股東收益。而2008年Zhang認為及時確認損失會降低借貸成本，股東會受益於減少的借貸成本，表明及時確認損失會增加股東收益，股東會偏向於及時確認損失即使它會降低收益的連續性。從例子可以看出，股東對於及時確認損失存在不同的偏好，會直接影響收益持續性，進而影響盈餘質量。
第五，會計保守主義研究還將面對很多困難，一是即使研究者發現會計保守主義與各種收入相關，但是想辨別驅動會計保守主義的外部因素是困難的。二是雖然已經出現了多個檢驗會計保守主義的被普遍接受的理論，但是仍在進一步發展中。
四、盈餘質量研究的未來研究方向
第一，會計領域的發展會為盈餘質量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比如，公允價值會計的發展。現在的盈餘質量研究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如果會計系統轉換為以公允價值為基礎，將會對盈餘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第二，未來可能基於“原則”的會計準則體系的引入會為盈餘管理研究提供方向。GAAP被批評為以“規則”為基礎，而IFRS是以“原則”為基礎的，兩者最大的區別是，與GAAP相比，管理者與審計師能發揮更大主觀能動性。未來極有可能採用IFRS，會對盈餘質量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另一研究領域是盈餘質量是否能真實反映交易情況。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不多也意味著我們不知道“交易活動”是如何影響盈餘質量的。有學者認為通過管理“實際交易”管理者可以提高決策能力，從而使股東受益。
除此之外，SOX法案也會為盈餘質量研究提供空間，SOX法案對盈餘管理環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可以供人們研究多年;財務報告舞弊問題也會為盈餘管理提供了研究領域。
五、結論
盈餘質量概念本身就很複雜，不管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對其概念及度量標準都沒有統一界定，本文總結了前人研究成果，對其內涵、發展、研究面臨的挑戰及未來研究方向進行了思考、總結，文章存在很大不足，望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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