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宗教語境 《春桃》 生命意識
論文摘要：許地山的作品在現代文學當中是一朵奇芭，他的作品植根於中國，卻有著宗教學的視角以及宗教精神，其後期作品《春桃》雖然沒有直接提及宗教，但是不難發現其中蘊含著宗教精神。本文將從宗教精神的角度去解讀許地山及其作品《春桃》中的生命意識。
一、許地山其人和宗教對其影響
許地山的一生是患難的一生，青少年時期的顛沛流離，使其創作早期有著生本不樂的思想，1920年其妻林月森去世，他研讀佛教而撫慰自己的心靈，隨後轉入燕大宗教學院學習，之後專門從事宗教研究。1923年8月，他赴美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宗教史及比較宗教學，次年去牛津大學研究印度哲學以及梵文。
許地山的前期作品直露地表現了宗教色彩，而後期的作品中沒有直白的表述，只是蘊含著宗教思想，他的宗教精神在文學作品中的體現實現了從顯性到隱性的轉變。
他的母親和舅父都篤信佛教，他本人是基督教徒，又著有《道教史》，對於宗教，許地山有著飽滿的熱情和學者的人文關懷，他說過：“宗教乃人類對於生活一切思維，一切造作，所持或顯示的正當態度。”［1］這正是他的宗教立場，不是盲從於宗教教義，而是以人為本，把對事物的判斷放到人性的高度之上，當然這是與他通曉各種宗教是分不開的，比較宗教學的觀點使得作家的價值觀與人類聯絡在一起。宗教文化背景讓他關注生命，關注人的生存狀態，站在人性的立場上審視生命的價值以及人生終極意義。
二、宗教與《春桃》中的生命意識
生命意識是宗教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家設計了“春桃李茂”“向高”三個人名，影射了一種自然的美好情境，即春天桃李茂盛之意，這恰恰反映了當時社會境況下，下層人民蘊藏著強烈的生命意識，對生活有著無比強烈的渴望，而春桃更是成為當時社會中一個充滿光輝的女性形象，魯迅先生在《傷逝》中創造了子君這個名不副實的“新女性”形象，卻因為社會老化的外殼不容許她的離家出走而毀滅自己，春桃和子君都曾經說過“我是我自己的”，子君沒有得到真正的自我，而春桃，不僅可以自力更生，追求自己平凡的幸福，而且還用大義和大愛接納了身處絕境的前夫，兩男一女共處一室，他們的生命是充滿生機和鬥志的，正如春桃所說： “若是有人笑話你，你不會揍他？”這既是對生活的徹悟與抗爭，也是作家取名藝術所在。
生本不樂是許地山早期的'創作思想，也貫穿在《春桃》當中，佛教宣揚人生“苦”的真諦，許地山認為人生受到命運操縱，因此“生本不樂”，作家藉助佛教文化抒發人生之苦，“所以我看見低處處是悲劇，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為這是必然的現象。”［2］
作家所塑造的形象如春桃，命運就是困頓貧苦的，出嫁那天和丈夫離散，逃難來北京，當保姆，撿廢紙，是個不幸的婦女形象，“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風裡吃塵土”，生活是如此的卑微和辛苦，作家就把他的人生觀投射到這個女性身上，春桃依靠自己的能力可以生存在世間，是生本不樂，但是強烈的生命意識又讓這個堅強的女性自立生存，宗教思想在春桃身上異化了，不是等待來生，是以一種嶄新的行為方式來順應命運的發展。每天晚上回家，春桃都要沐浴，“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風裡吃塵土，可是生來愛乾淨，無論冬夏，每天回家，她總得淨身洗臉。”這個細節並非無意，一個底層婦女在卑微的生活中要有如此神聖的沐浴情境，正是作者的宗教情懷所致，把聖潔的宗教思想灌注到這個中國女性形象身上，這個細節可以聯想到 《命命鳥》當中的加陵敏明走入水中的那個情節。
許地山的哲學思維受到佛教以及印度文學的影響，哲學宗教與文學合一，許地山說過：人類的命運是被限定的，但是在這被限定的範圍裡當有向上的意志，所謂向上是求全知全能的意向，能否得到且不管它，只是人應當努力去追求。［3］ 三、宗教關照下的女性愛情和人生
愛情敘事主題是文學中永恆不變的主題，但這部作品裡，愛情主題被演繹得超過了世俗的感情，以人間情愛關照人生，以宗教精神關照世間疾苦，給文字的敘事主題增添了新的意義。作家筆下春桃的人生苦難中滿是荒誕的意味，新婚那天和丈夫分別背井離鄉開始逃難，在逆境之中，她的婚姻模糊不定，於是一個普通的底層婦女開始所謂的“沒有歸屬”，但是，這部小說反應了作者的價值觀與女性觀，他認為女性首要的是人的自然性，這是作者進行的中國化創新。
春桃與向高重逢，是亂世與困頓的生活狀態中的愛情，但是春桃畢竟是一個生長在倫理道德最為嚴酷的國家的普通女性，一張龍鳳貼足以讓她認為自己只能有一個丈夫，不得隨便改嫁，當她在路邊偶遇向高的時候，矛盾不可避免的產生了，春桃冷靜地對待了這個必須要抉擇的境況。這一切體現的作者潛在的宗教之愛，收留向高，三人同住，兩個男人都難以接受同住的解決方法，但是作者在灌注宗教之愛的同時，也對中國自古以來社會倫理的扭曲作了深思。這是作品的可貴之處，作者的宗教情感也使得的這個女性形象有了閃光之處。
這是超越世俗的愛情觀念，和中國的傳統美德相關的同時，可以看出作者的本意是體現宗教意識。中國的美德是建立在綱常道德的基礎之上，體現美德的前提是合乎綱常道德，一女不事二夫，所以不收留向高是必然的中國式結局，作者並非如此設計，而是讓春桃收留了前夫，需要勇氣的大義大愛，恰恰是作者宗教精神的最好例證，在宗教意識的舞動下，使得作品具有了生命和愛的光輝意義。
參考文獻：
［1］王本朝：《20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許地山：《空山靈雨》.
［3］許地山：《造成偉大民族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