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北京人並不知道，京城800多家“成都小吃”，90%都是重慶市開縣人開的。這些開縣人中，相當比例是——或曾經是——農民工。
1986年，國中畢業的謝世洪成為開縣趙家鎮長安村第一批“打工仔”之一。
他一邊為師傅放牛一邊學中醫，然後去建築工地拉板車，再返鄉結婚——剛步入社會的謝世洪，重複著與其他打工仔大同小異的故事。
看見別人當廚師能“半年前穿補丁衣服出去、半年後打領帶回來”，新婚的他也去鎮上學廚師，然後輾轉漂泊10多個省。
在成都錦江賓館，經過一些類似於電影中“偷師學藝”橋段後，他成了大師的徒弟，成了廚師長，終於可以“打領帶回來”了。
一天，他出差到西安，走進一家小吃店吃午飯。別人吃幾元錢的小吃，而自己吃幾十元的炒菜，還喝著酒，不免有點優越感。
小吃店老闆卻不高興地埋怨：“你坐在這裡慢悠悠地吃炒菜，起碼讓這張桌子少進賬好幾百元。”
謝世洪有些生氣，認為炒菜比小吃貴得多。但是老闆卻說：“這張桌子本來可以坐5個人，吃小吃都吃了幾輪了。”
他驚訝地瞭解到，這家小投入的路邊小店，其實比很多大酒樓的利潤高得多。
受到震撼的他，成為最早去北京開小吃店的開縣人之一。
很多加入創業隊伍的農民工，都和謝世洪一樣，在外出打工時開闊了眼界，也初步積累了一些技能和知識。
2002年，開縣人陳代利在北京第一個以“成都小吃”開店並賺了錢，這讓在北京的開縣人備受鼓舞。
那時候，重慶和四川在很多人的眼裡都“傻傻分不清”，做生意的人也懶得釐清。於是，重慶開縣人開的“成都小吃”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謝世洪也向親戚朋友借了20萬元，在北京西站附近開了家近百平方米的“成都小吃”。生意紅火，每天的`流水有6000多元，可是，“非典”不期而來，一下子沒了食客，只得關門。
30天后，轉機出現，政府鼓勵大家多外出，謝世洪把重慶的大排檔移植到京城，新鮮的吃法讓“成都小吃”再次爆滿，營業到凌晨3點，“有時實在撐不住了，還得趕人走”，每天的流水達1萬多元。每當他去銀行，大家都知道“謝老闆又存錢來了”。
這一時期開“成都小吃”的開縣人80%都賺了錢，買房買車的都有。謝世洪卻決定把錢用來開分店。他一邊在北大進修MBA，一邊管理著7家店——最大的店有700多平方米。
2007年8月，在京的800多個開縣小吃店老闆加入新成立的開縣商會。鄧文忠任會長，謝世洪等任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