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熱，民企冷：求職溝壑如何填平？
夢想或許就在不遠的前方。CFP
“京上廣”高校畢業生對起薪要求分佈
“京上廣”高校畢業生求職意願型別分佈 資料來源：《2011中國人力資源服務業白皮書》 圖表製作：邱玥
又到鳳凰花開時。
5月8日，2012年全國民營企業招聘周在蘭州啟動，全國超過23萬戶企業攜326萬個崗位前來招兵納賢，與此同時，招聘會現場也擠滿了求職者。
來自遵義的周澤波從武漢生物工程學院畢業近6年，學生物工程專業，在兩家公司做過技術員，還曾經創過業，但由於對市場瞭解不足，創業失敗，打算找份工作。2個月前，他參加了在家鄉貴陽舉辦的“貴州籍省外高校畢業生回鄉就業專場招聘會”。“那天轉了一上午就看中一家央企的職位，但央企人人都想去，越是好崗位競爭越激烈。”周澤波說，那次招聘會上，一些央企和外企的招聘臺前排起了長龍，然而，實力偏弱的民企、微小企業，儘管放寬學歷、年齡、性別、經驗門檻，保證“五險一金”等福利，卻還是門庭冷落。
教育部門日前公佈，2012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680萬人，同比增長20萬人，再創新高。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相關統計，目前，非公經濟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在民營企業就業的勞動者已經超過就業總人數的70%。2011年，高校畢業生到中小、民營企業就業的比例已達46.2%。然而求職意願上，據《2011中國人力資源服務業白皮書》的調研資料顯示，我國應屆畢業生的首選依次是公務員、事業單位、中央企業和大型國企，其次是外資企業，只有不足5%的應屆畢業生選擇了民營企業。“這反映出，追求‘穩’和‘利’仍是目前大部分應屆畢業生的求職心態。”北京大學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蕭鳴政說。
“現在的制度仍有許多亟待完善的地方，比如你是幹部身份，如果跳槽到企業就失去幹部身份；企業到機關，機關到企業，市場流動的一些障礙還沒有完全解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莫榮說。
2011年，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促進高校畢業生合理流動。有關專家指出，打通就業體制和機制上的種種障礙，採取有針對的政策措施，增強民營企業吸引力，使之繼續發揮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的主渠道作用，無疑是當下的重點。
“解決好大學生就業難，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是要扶持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中國就業研究所副所長楊偉國認為，要在國家層面上建立起所有人都擁有同樣的權利去創造企業，然後對所有人都給予一種公平的管理辦法。“我把這樣的創業政策稱之為戰略性就業政策，創業是就業之源，包括既有公司的擴張，也包括新生創業活動的增長，這是真正解決就業可持續的辦法。”
今年2月，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支援小型和微型企業健康發展，提出對小型微型企業招用高校畢業生給予多方面政策優惠。
隨後，各地相繼制定了扶持微型企業人才發展戰略。
貴州省首創性地規定，高校畢業生在同一微型企業連續工作滿三年以上的，在報考自主公開招考公務員時可視為基層服務經歷；廣西自治區提出，對中小企業新招收高校畢業生，可以按規定給予企業職業培訓補貼；山西省規定，高校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半年內創業者，可在3年內按每戶每年8000元為限額依次扣減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等相關稅費。
壓力大，跳槽頻：畢業生緣何難捨“北上廣”？
五年前，張曉（化名）從內蒙古考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一轉眼到了大四，2011年3月，她進入一家國內著名網際網路站市場部實習，畢業時卻被公司告知，今年沒有招收應屆畢業生的計劃，只能繼續實習下去……
“實習生平均工資為3000多元，扣除在北京的日常開銷和房租，所剩無幾。”張曉陷入長達半年的迷茫。這期間，家人為她在家鄉的電視臺謀好一份有“編制”的工作，但她的態度很堅決，“我不可能回地方工作，再怎麼說，這裡平臺高，接觸的人素質也高，即便暫時掙得少一些，為了一個好的職業起點也是值得的。”在她看來，家鄉是很安逸，但已經回不去了。
拿著勞務外包公司發放的基本收入和部分社保，幹著和正式員工一樣甚至更重的活，看中在一線城市的發展機遇，寧可棲身模稜兩可的“實習生”崗位——近幾年，這樣的高校應屆畢業生，尤其是外地生源，比例正在逐年提高。據《2011中國人力資源服務業白皮書》調查顯示，對於在北京和上海學習的外地生源應屆畢業生，超過半數在擇業時選擇留在上海和北京工作，絕大多數的畢業生將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作為就業的首選，只有1/4左右表示願意去二線城市，避免一線城市中的激烈競爭，而願意回家鄉工作的只有5%。
頻繁面試、頻繁跳槽是這類人的一大特點。“發出的簡歷30%左右能收到回覆，然後疲於應付形形色色複雜的面試。”張曉說，“表面上看機會不少，但應聘成功的往往是規模小、運作不規範的私企，還有的薪水實在對付不了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幾個月就換份工作的大有人在。”而這，與廣大欠發達地區人才流動性較差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
“區域經濟不平衡是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本原因之一。”蕭鳴政指出，“即便從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考上大學的學生，畢業後絕大多數也不願回去，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東部和中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的地域歧視。”
引導人才到需要的地方去固然重要，然而，當人才到了欠發達地區以後，將來如何有一個順利的渠道再流動，或許是眼下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其實對大學畢業生來說，西部也有很多機會，礙於心裡沒底不敢去。”莫榮認為，解決就業地域歧視的關鍵在於改革國家層面的政策，消除人才流動中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促進人才的.合理流動。
《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要創新人才流動配置機制，在市場環境下，政府要建立以用人單位為需求核心、以市場為主要配置方式的人才流動機制體制。“從政策上進一步讓他們流動更順暢，政府服務得更好。”莫榮說。
政策好，執行難：理想與現實差距多大？
“2010年10月3日，小雨。這段時間，像做夢一樣的：幾個月前我還在北京地鐵四號線上和同學侃侃而談，憧憬著未來的美好；而如今卻在辦公室裡拿著計劃生育工作的報表做著統計。”國家重點大學優秀畢業生，校學生會主席，中共 黨員——頂著這些光環，江遠（化名）2010年本科畢業後考到重慶的一個小鎮上當了一名選調生。這是這個浙江城市裡長大的小夥第一次背井離鄉，到西部農村生活、工作。
語言和生活習慣各種不適，常因工作需要喝白酒喝到吐，這些江遠都可以克服，最讓他發現理想照進現實的不同，還是工作內容的瑣碎與重複，以及提拔可能遙遙無期——“每天總要無數次地在公章盒中翻找公章，在一張張千篇一律的檔案上蓋戳；每天總要接聽一堆形形色色的電話；比我早來的人裡，有的幹了快十年還是科員，升遷的難度很大……”
我國的選調生數量，正以每年超過萬名的速度增長，此外，“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三支一扶”等國家專案也在積極鼓勵和引導高校畢業生到城鄉基層就業。“這些政策措施對於解決大學生就業難起到一定幫助，但是從落地執行效果來看，還存在許多缺陷，政策多而法律少、基層執行力度不一、缺乏實際配套方案支援、實施效果沒有監控和約束等等。”蕭鳴政說。
“有的政策到了下面執行起來千差萬別。”江遠說，“比如，研究生按規定可以掛職主要領導助理。有的鎮就認真執行並當做班子成員，有的則是安排到科室做個普通工作人員，每天打打雜。”他認為，既然把選調生作為後備領導幹部招進來就要重視他們，加強培養，形成定期考察或者培養的制度，“不要選調進來了就不再管理，這樣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然而，也有不少畢業生，通過在基層的歷練，找到人生的座標——現為海南省林業局森林公安局幹警的王銳，去年6月畢業於澳門大學中文系，在父親的授意下放棄了留在澳門發展的機會，奔赴海南鸚歌嶺青年團隊，從事生態保護工作。在她和隊友們的努力下，當地濫墾濫伐、毀林開荒、非法捕獵、過度捕撈等問題基本消失，許多當地村民逐漸由森林資源的破壞者變成宣傳者、保護者。5月4日,他們被團中央授予第16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集體”榮譽稱號。青春的理想在基層的磨礪中更加堅毅。
“一方面，要完善與國家政策相配套的就業政策，鼓勵高校畢業生選擇國家發展所急需的艱苦行業和產業，另一方面要不斷創新宣傳的途徑和方法，鼓勵畢業生到西部、到廣大農村、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引導畢業生樹立服務農村、服務基層的思想，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畢業生就業的最大化。”蕭鳴政說。
人社部副部長信長星表示：“要通過加強調研，和相關部門共同研究解決基層專案普遍存在的共性問題。進一步做好各專案在招募培訓、待遇政策、期滿就業服務等方面的政策銜接和配套工作，同時加大政策落實力度，真正解除人才的後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