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一本以記錄春秋時思想家兼教育家孔子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言行為主的彙編，又被簡稱為論、語、傳、記，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之一。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帶來的《論語譯註》前言，歡迎閱讀。
《論語譯註》前言
《論語》一書，是孔子及其弟子的一部言行錄，其中尤以記載孔子的言談為多。其作者並非一人，有孔子的弟子，也有孔子弟子的弟子。至於最後編定者，唐代的柳宗元認為是曾參的弟子。這是比較合理的一種推測，但也沒有證據。可以肯定的是，《論語》應當成書於戰國初期。
關於“論語”書名的含義，古人有不同解釋。一般認為漢代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說法比較可信：“《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也即是說，“論語”就是“言語的論纂”。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人，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也有書說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他是殷商的後裔。他的先祖孔父嘉為宋國宗室，因距宋國始祖已超過五代，便改為孔氏。孔父嘉由於妻子長得美麗而被宋國權臣華父督殺害，他的後代逃到魯國。到孔子，已是孔氏在魯國的第四代。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個大力士，曾任魯國郰邑大夫。他在孔子出生後不久便死去。孔子從小隨寡母一起長大。為了生計，他曾學會做很多粗活，併到魯國貴族季氏家中做過委吏、乘田等小官。可以說，孔子已經從貴族世家淪落為一個“貧且賤”的平民。他自己也說：“丘少也賤。”
然而，這種“貧且賤”的生活和地位並沒有伴隨孔子的一生。他後來擔任過魯國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職，躋身為魯國的大夫。
使孔子社會地位發生改變的根本原因是當時日益強烈的社會大變動。這種社會大變動，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可以概括為宗法世襲制向官僚地主制的轉變。在西周那種典型的宗法世襲制度之下，各級貴族世世代代承襲其地位，廣大被統治階層永遠不能改變其受奴役的命運。從西周末期開始，隨著被統治階層力量的不斷壯大，他們開始向貴族集團爭取政治權力。與此同時，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複雜和貴族集團的日益墮落腐bai，也迫使貴族統治者從被統治階層去發現和選拔有學識和有能力的政治人才。選拔這類人才的基本條件是必須掌握以《詩》、《書》、《禮》、《樂》為代表的貴族階層特有的'文化知識並將其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接受這些文化知識的正規教育，本來是當時貴族子弟的特權。但到春秋後期，平民出身的人士多有通過自學在這方面取得突出成績的。孔子就是一個最傑出的代表。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喜歡做一種模仿大人擺設禮器的遊戲，後來終於成為學識淵博的人物，以至作為魯國三家大貴族之一的孟僖子都認為他將會顯達，在臨死前遺囑兩個兒子向他學禮，以便維護他們的地位。這表明，孔子由於對禮的講求，上層貴族開始把他作為與自己同一類的人接納。從此以後，孔子的一生便與春秋時代的上層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
作為一位出身平民階層而又有著遠大政治抱負的人士，孔子並不以得到顯赫的官職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他對當時貴族集團的昏庸腐朽和社會現象的混亂黑暗感到強烈不滿。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孔子形成了自己改良社會的思路。
孔子認為，要解決當時社會的現實問題，最好的辦法是恢復西周鼎盛時期的有序狀態，即實施和完善禮治。對禮治的關注是春秋時代進步貴族思想家的一大特點。他們在這方面發表了很多有意義的觀點。孔子繼承了他們的思想成果，並將其提高到了新的時代高度。他明確指出，禮必須以仁為根本。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那麼，作為禮樂根本的仁究竟指的是什麼呢?在《論語》中，孔子談到仁的地方很多。但從政治角度來看，即是“愛人”。所謂愛人，就是要求統治者把老百姓當作與自己相同的人看待。他與子貢的一次對話對此有具體的描述。《論語·雍也》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貢向孔子請教“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是否算得上仁，孔子認為這已遠遠超出仁而達到聖的境界了，即使堯舜也不易做到。而仁，則不過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即讓別人獲得與自己同樣的爭取政治地位的權力罷了。它並不要求損己利人，也不允許損人利己。在仁介入之後，禮原先那種為周代貴族集團服務的本質可以說基本被剝除。禮完全成為全社會的一種與血緣出身無關的等級結構形式。在以仁為核心的禮制之中，雖然仍存在著貴賤尊卑的等級差別，但一個人地位的高低在原則上應當由一個人憑才能所取得的職位來決定。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種政治思想無疑是最大限度地照顧到平民階層的利益和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
當然，由於貴族集團仍然是當時社會的統治勢力，孔子的這種政治理想註定在現實社會中無法順利實現。他在魯國進行這方面的嘗試失敗之後，便開始周遊列國，希望有一個國家能完全實行他的主張，但終其一生，他的這一願望都沒有實現。於是，為了讓自己的思想能行之後世，他在晚年將大部分精力投注於培養人才和創造性地整理古代典籍。相傳他培養的學生有“賢人七十、弟子三千”之說。
從今天來看，比孔子的政治學說更為具有借鑑意義的是他的人生哲學。在他一生奮鬥過程中，孔子遇到很多的挫折和煩惱。在應對這些挫折和煩惱的過程中，孔子形成了他堅實的人生哲學。他曾對自己終身的精神歷程作過一次回顧：“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15歲時決心從事學問，30歲時已能自立於社會，40歲時確定人生的原則，50歲時懂得天命，60歲時開始理解一切，70歲時可以隨心所欲而不違反各種規矩。在這一精神歷程中，“四十不惑”和“五十知天命”是最為耐人尋味的。
所謂“不惑”，就是確立自己獨立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原則，不隨波逐流，不患得患失。這一態度最為明顯地體現於孔子對志向與利益的關係的認識上。志向與利益是每一個人心中必須面對的一組矛盾關係。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形成了“志於道”的傳統，孔子本人也十分重視這一點。他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後世的假道學、偽君子們由此而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極端觀點，以致“滿口裡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現象比比皆是。孔子的看法卻並非如此。他充分肯定人的正當慾望的合理性，並不反對人追求財富、地位。不過，他認為，追求財富、地位，必須不違背道義原則。他說：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
如果違背道義，與其富貴，不如貧賤。但這並不等於說義與利是完全對立的。相反，孔子認為，在真正健全的社會中，義與利是統一的。他明確指出：“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國家政治黑暗，你取得富貴，說明你使用了不正當的手段，所以是一種恥辱;國家政治清明，你卻處身貧賤，說明你無德無能，所以也是一種恥辱。由此可見，孔子的價值原則是十分理性而辯證的，因而也是堅定而自信的。正如他所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
所謂“知天命”，在孔子那裡也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天、命是當時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對信仰範疇。孔子對之進行了自己的思考。他把天看作人的精神力量的外化形式。他認為天是他的唯一的理解者，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但他並不指望天給自己帶來什麼,即"不怨天"。不過，當他遇到危險的時候，他從天那裡尋找信念的力量。他周遊列國時.曾在一個名叫匡的地方被圍困，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還有一次，他路過宋國，宋國司馬桓魋想殺死他，他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神聖的天使他鎮定自己、蔑視敵人。命在他看來比天更為重要。他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那麼，命究竟是什麼呢?與一般人所理解的“上天降命”不同，孔子認為，一個有德的人不見得有好的命運，而一個命運好的人也不見得有德。也即是說，天不會根據人的德行而安排或改變人的命運。他的學生伯牛德行很高，卻患了惡疾。孔子握著他的手說：“亡之，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雍也》)魯國貴族公伯寮干擾孔子學生子路在魯國推行改革，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由此可見，在命的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無法對命作出預測。一個人要想知道自己的命運如何，只有到他行為的最終結果時才能知道。這樣一來，命實際上成為人在既定目標無法實現或遇到不幸情況時所作的一種自我寬慰和自我解嘲。
孔子終身都為行道而奮鬥，被人稱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但他堅信自己的奮鬥是符合天意的，而事業的不能成功則是由於命運的限制，因此，他永遠懷著“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精神，從沒有意氣消沉的時候。這就是他天命觀的真諦吧!孔子人生哲學的深廣意義，從上述的兩個方面可見一斑。
作為一位被稱為“萬世師表”的大教育家，孔子在教育學生的過程中留下了豐富的教育思想。他有關教學方法和教學原則的論述，到現在已成為格言警句。如“溫故知新”、“見賢思齊”、“舉一反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等等，對所有志學者都有著永久的指導意義。但比這些更為值得我們關注的，則是他的人格教育思想。孔子的學生追隨於他的最初動機是學習和掌握步入仕途的禮樂文化，尋求步入仕途的機會。孔子對他們的這一動機並不持否定態度，但他更重視的是讓學生們形成他稱之為“君子”的一種道德人格。他認為養成健全的人格比掌握廣博的學識更有意義。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他教育學生時，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德行排在第一位。他認為只有在德行上努力加強自己修養的人，才稱得上真正的好學。他的學生很多，他認為只有顏回算得上好學，因為“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從《論語》一書來看，孔子在教育學生時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樂天安命，不憂不懼;(2)殺身成仁，義以為上;(3)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子認為，能夠在這些方面樹立堅定信念並付諸人生實踐的人，才可以說是一個成熟的人。
總而言之，孔子的思想學說可以給後人提供借鑑的地方非常多。因此，作為孔子思想最直接反映的《論語》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自古以來，人們對這部書進行了大量研究，留下了許多有價值的著作。我們這個註譯本是在參考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主要參考了劉寶楠《論語正義》、朱熹《論語集註》、楊伯峻《論語譯註》等書。註釋中儘量採用比較傳統的見解，但有些地方也加進了個人的看法。主觀上希望做到後出轉精，但由於學力所限，實際上可能事與願違，誠請讀者方家賜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