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不斷髮展，中國已成為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有關調查顯示，上海有42%的企業員工每週工作超過50小時，超出了《勞動法》明文規定的工作時間：每週不超過44小時。
“過勞”逼近藍領!“過勞”逼近白領!“過勞”逼近精英!隨著這種現象的日益普遍，在這個炎熱的夏天，有一個幾乎要流行起來的詞語讓人感到一絲寒意——這個詞語就是“過勞死”。
“過勞”至少有兩種害處：對個人對家庭而言，它使人們無暇休閒、照料老人和孩子，同時危及個人健康。對社會而言，在當前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下，超時勞動的泛濫抑制了社會就業的擴大，加劇了失業現象，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諧。
於是，人們對“過勞”現象普遍發出兩種抱怨：一是抱怨法律不彰，建議效仿別國對“過勞死”專門立法干預，如在日本只要證明職工死亡前6個月加班過多，企業就要賠償。二是將板子打向工會，認為工會面對如此大面積的職工“過勞”現象，不能只做“花瓶”旁觀呼籲。各級工會應該切實依據我國《勞動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用人單位由於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後才可以延長勞動時間。”堅決遏制超時勞動。
這樣的`訴求和解決思路應該說是正確的。沒有法律層面的保障，職工的權益就會得“軟骨病”，完善各項法律的確是切實保障職工權益的關鍵。不過筆者認為，要真正遏制“過勞”現象，應始於法律臻於文化——在剛性的法律手段之外，亦需對柔性的文化策略予以足夠重視。
“過勞”現象，並不只與法律缺位、競爭激烈、企業倫理滑墜有關，“過勞”亦可視為一種由來已久的普遍文化現象。並非只在中國才有“過勞”者，而且“過勞者”也並非完全出於無奈或被迫。如果有關“過勞死”的調查放在20年前、50年前甚至100年前，其結果或許比現在也差不到哪裡去。
所以，遏制“過勞”現象，法律是必需的，但法律對此或許不是萬能的。就當前而言，應該以法律為主，文化為輔，最終讓所有的勞動者開始重視健康，讓“以加班為榮”的所謂“企業文化”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