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獨兩孩”效果為何遇冷?本站小編收集了相關資料供大家參考!
中國從去年開始，放寬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推出“單獨兩孩”，即允許夫妻雙方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不過，這一政策在全國不少地方遇冷，並沒有帶來預期中的高生育率。
據中國國家衛計委通報，全國符合資格的家庭，“單獨兩孩”的申請率只有9%;北京去年底的統計顯示，申請率只有6.23%;上海計生部門對外公開的預測，申請率也只有6.7%。不過，廣東珠三角地區則呈現截然不同的“火熱”現象。佛山(含順德)受理的“單獨兩孩”生育申請約佔預測數的八成以上;東莞提出申請的比率達78.64%;深圳為41%：廣州為28.9%(截至2014年11月)。
“單獨兩孩”遇冷
中國自1979年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以應對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出生率激增，並緩解資源環境壓力。政策實施以來一直備受爭議，例如有人權團體批評“一胎化政策”等於迫使女性墮胎、殺女嬰、或是女嬰不申報戶口等現象發生。政策也讓中國性別比重失衡。
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指出，上海的實際生育水平長期以來一直非常低。過去十年間，上海的平均生育率大概在0.9左右。因為有將近900萬外來年輕人口在上海，才使得上海的經濟發展和養老問題沒有變得特別嚴重。然而，如果他們離開上海，將對上海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挑戰，而這個挑戰是上海靠自己的能力很難應對的。
上海自去年3月1日起全面實施“單獨兩孩“政策，截至去年底，上海市共批准單獨夫妻再生育申請1萬6639例。上海“兩會”期間，上海市衛生局政委家庭發展處處長樊華指出，上海進入婚育年齡的女性當中，有90%都符合單獨或者雙獨政策，但實際上到她們到衛計委來申請的不足5%。市民生育二胎的意願沒有想象中那麼熱烈。
上海家庭育兒成本全國最高
上海社科院性別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包蕾萍接受中新社專訪時指出，上海針對城市人口的.“單獨兩孩”政策釋放了民眾合理的生育意願，但並未引發新的生育高峰，原因一方面受限於生育成本和經濟負擔，另一方面還與配套性家庭政策有待進一步完善有關。
上海官方表態，根據現有實際狀況，上海有能力應對“單獨兩孩”政策實施所帶來新生人口對社會公共服務的需求。包蕾萍認為，實際上住房、醫療、教育、家政服務等方面的高成本會帶來一系列抑制生育意願的影響，出現“想生不能生，能生不想生”的尷尬。
上海市民普遍反映，育兒成本過高是他們不願生養二胎的主要原因。有調查顯示，上海家庭育兒投入高居首位，約3%的上海家庭每月在育兒上的投入超過5000元，每年就高達6萬元。此外，家長付出的精力有限，全職女性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加上許多人已捨棄“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而社會養老制度不斷完善，老年人去養老院養老將成為一種趨勢。
中國首都北京市民去年提出生二胎的申請量也低於預期。北京市衛生計生委通報，北京市則一共收到“單獨”夫婦再生育申請3萬305例，審批2萬8778例。《京華時報》指出，此前北京市曾預估“單獨兩孩”政策將使北京市每年增加5萬名左右新生兒，但從目前情況來看，申請量低於預期，不會出現生育高峰。
廣東申請二胎量佔全國10%
中國各地“單獨兩孩”政策的成效普遍低於預期，引起了諸多學者注意。相比之下，廣東“單獨兩孩”申請量反應較為理想。根據廣東省衛計委通報的資料，截至2014年底，廣東單獨兩孩申請數為10萬5527例，批准9萬6197例，兩個數字均約佔全中國的十分之一。
廣東省衛計委官員分析分析稱，首先是因為廣東人口基數大，同時流動人口數量全國第一，允許一方為外省籍的流動人口單獨夫婦在廣東申請再生育;其次，廣東城市化水平高，城市人口一孩政策執行較好，獨生子女較多;第三，很多申請者是歷年積累下來的單獨夫婦，客觀上出現“扎堆”申請現象;另外，廣東受傳統觀念影響較深，群眾生育意願較強。
廣東政協委員，佛山市順德區政協副主席江佐中江佐中甚至建議廣東儘快向中央爭取先行先試，全面放開生育兩孩，為全國提供經驗。他指出，廣東省城鎮化率、人均GDP、人均受教育程度、女性就業率等均在全國前列水平，能夠較好保證放開生育兩孩後，不會帶來人口數量和結構的劇烈波動。此外，放開生育兩孩，能有效緩解廣東省勞動力短缺的局面，並有效延緩人口老齡化趨勢，性別比失衡等現象。
“普遍兩孩”還有多遠?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衛計委表示，目前來看單獨兩孩政策實施以來執行平穩，由於政策實施時間較短，政策對生育水平的影響還需要持續觀察和全面評估。該社引述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教授鄭真真表示，“再生育申請”數量和真正的“再生育”數量並不是一回事。“‘單獨兩孩’政策落地的影響會逐步顯示在出生人口正常的波動上。”
該社也引述專家認為放開普遍兩孩政策不能一蹴而就。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呼籲，宜在單獨兩孩政策的出生人口效力減弱的時候，適時開放普通兩孩政策，刺激人口補充出生量。
河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王金營建議，“十三五”(指2016年至2020年)中後期可以考慮實施“普遍兩孩”政策，雖然有人口堆積影響，但積極影響將會大於不調整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