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投毒案一審宣判之際，有關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缺位的話題，再次牽扯起註冊心理師、美國心理劇導演王南(化名)的神經。與其他心理諮詢實務專家不同，王南不僅精通心理學，他還是一名高校教師。
“我從外網看到過一組江蘇省高校學生不正常死亡的資料，說江蘇去年有160多個大學生不正常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自殺或他殺。僅我本人所在的學校，就有好幾個自殺的，這些都是高校特別忌諱談的事兒。”王南每天都會接觸大量的學生，他告訴記者，出現問題的大學生大多從國小、國中、高中開始，就被“應試教育”或“殘缺的家庭”剝奪了發展社會關係的機會，“他確實是在大學裡出問題的，但原因不在於大學教育，而是此前中國小校裡心理健康教育的缺位”。
王南說，當前“作秀式”的中國小心理健康教育遺患無窮。
不受待見的“心理健康教育”
說到心理健康教育，泰州市陽光心理服務中心理事長、心理學教授李如齊有一肚子的苦水。
昨天下午，他剛剛接待了一個開學3天仍拒絕上學的孩子家長。“現在的孩子在人際交往方面非常孤獨，整天把自己關在家裡玩手機、玩電腦遊戲，不洗臉不刷牙。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李如齊說，每學期開學那幾天，是他最忙的時候，很多孩子出現了各種逆反行為。
他告訴記者，在中國小教育的各個學科裡，“心理健康教育”相對而言最不受待見。儘管近年來發生了許多因心理健康教育缺位引發的極端案例，但這一問題依然不被重視，“教育行政主管部門領導覺得全國那麼多學生，出那麼幾十個案例很正常；學校校長認為只要在學校裡安排了溫馨懇談室、心理健康教育室就夠了，至於是不是起到作用，就不是他關心的事了；教師們雖然按照要求考了心理諮詢師資格證，但大多隻是應試一下，對他們來說考這種證很容易，實際操作中卻不懂得發現、處理個案”。
一次由泰州市心理學會舉辦的中國小教師心理健康教育培訓班上，李如齊被一些老師的“不重視”氣得夠嗆。“我在上面講課，一些老師在下面幹別的事，還有一批人請假。”李如齊說，泰州市教育局近年來正在逐步加強對中國小任課老師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培訓，但因為“心理課”不是必修課，也不納入教師業績的考評，因此不受老師們的重視。
老師們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班裡不會有學生出問題，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很多教師即使遇到極端問題，也不會想到幫助學生找心理諮詢師。
一名在蘇州打工的泰州籍家長，曾在親屬建議下跑來向李求助，“孩子上課把襪子脫下來扔到講臺上，下課往老師水杯裡尿尿，這已經是行為偏差問題了，老師都沒提醒家長要帶孩子看心理醫生”。
實際上，據王南介紹，“心理健康教育”從師範生階段開始就是一路沿著“不受待見”的方向走來的。
“師範生會學基礎心理學，這門課沒什麼用，教學方法又很枯燥，學生們都有牴觸情緒。太理論化，不接地氣。”王南說，大學裡的心理學教授很多都是“理論派”，他們很少做實務、做臨床，“學校都重科研、輕實務，你實務做得再好，也評不上教授，出來參加一個研討會，說是沒評上職稱，還會遭同行恥笑。”
應試教育之下，教師“沒空”與學生談心
沈之菲是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心理研究室主任，她在2012年對上海17個區縣1020所中國小心理健康教師隊伍的現狀及問題進行過調查和訪談。
結果顯示，中國小校裡專職教師所佔比例不多。心理健康專職教師，在高中佔71.2%，國中35.4%，國小僅7.6%。由於兼職教師48.1%要承擔學科教學，23.4%要當班主任，13.2%做行政工作，根本沒有精力將主要工作放在心理輔導工作上，形同虛設。
但根據沈之菲早前的調研，上海的中國小生目前最大的壓力除學習壓力外，人際交往壓力排在首位。也就是說，學生對心理服務方面的需求，未能得到及時滿足。
沈之菲告訴記者，上海的中國小教師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水準正在逐年提高，素質並不差。但一個重要問題是，老師雖然有基本的心理健康教育資質和水準，但他們接觸學生的時間太少，“課程排得滿滿的，空閒時間被各種培訓、進修佔據，哪有時間跟孩子們談心？”
沈之菲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會兒，中國小校的班主任都會在放學後“拖堂”，免費給孩子們補習功課，有的學校乾脆把這種“拖堂”變成名正言順的“晚託班”，“那時候，最常見的情形是，老師一邊給孩子輔導功課，一邊跟孩子談心”。
現如今，這樣的情形已經很少見了。“現在都講職業化、商業化，提到老師，不是說他對孩子多好、多麼關心孩子，而是說他得了什麼獎、是不是特級教師。”沈之菲說，在壓根兒沒空跟孩子交流的情況下，哪怕是一個高階心理諮詢師、一名心理學教授，也只是擺在學校心理諮詢室裡的一盆“假花”而已。
華師大副教授、青少年正面成長問題專家韓曉燕在上海的梅隴中學以及蘇州、常州、揚州、上海四地的田家炳中學推進“青少年正面成長計劃”。每進駐一所學校，她都嚴格要求學校正校長把關建立團隊，要求每星期必須騰出一節共創課程，要求學校提供一支授課隊伍。
加入到授課隊伍中的老師，都是自願報名、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有興趣的老師，“哪怕是數學老師、體育老師，只要他有興趣，願意抽出時間來做課題，都可以”。
韓曉燕告訴記者，事實證明，那些充滿熱情的數學老師、體育老師、計算機老師做得並不比專業的心理老師、德育老師來得差。在最先試驗的上海市梅隴中學，4個試驗班3年實踐下來，效果顯著，“這4個班級學生的行為問題相對比較少，而且因為學生學會了設立目標、人際交往、解決問題等能力，會考成績也較前幾年畢業生要好。”
試點結束後，梅隴中學校長專門拿出兩個教師編制，聘請了兩名專業心理諮詢師入駐學校。
香港模式內地推進難在“評價體系”
韓曉燕的“青少年正面成長計劃”源自香港，它是香港青少年“成長的天空計劃”( Uderstanding Adolescent Program，以下簡稱“UAP”)的內地版本。
1993年，香港曾出現一個月裡20多名青少年集中自殺的系列悲劇事件，同時青少年藥物依賴、拉幫結派、吸毒、晝夜不回家的青少年問題引起政府高度重視。政府委託香港突破機構(一家NGO組織，記者注)和香港中文大學臨床實驗及流行病學研究中心研究對策。6年後一份針對香港青少年的問卷成形並對全港中學生進行“地毯式”篩查，過濾出危險因子最高、較高和一般的3個層次，對其進行不同的抗逆力訓練。
記者瞭解到，UAP包括識別機制和綜合課程。識別機制即每個學校一套“香港學生資料表格”，使用這套表格，可以識別出有可能在未來的成長過程中出現偏差行為的那一部分學生。綜合課程包括“發展課程”和“輔助課程”，前者針對每個年級全體學生開設，每級9課教材，教授情緒管理、社交、問題解決及目標制定等生活技能；後者則專為被資料表格甄別出來的學生而設計，為學生開設成長小組，學校協同家長、教師和輔導人員共同輔助學生成長，並進行個案跟進，課程還為家長設計了家長工作坊、親子活動，以提升家長和子女的溝通相處技巧。
這一計劃，受到王南的認可。他告訴記者，這樣一整套詳實到位的心理健康輔導計劃，基本已能涵蓋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兩個方面的諸多問題。
但這一計劃被引入我國內地後，也遇到了問題。引進該計劃的韓曉燕說，她早前曾在上海多所公辦學校遊說校長進行“試點”，學校給的回覆不是“拿不出老師”，就是“拿不出課時”。
韓曉燕說，這一計劃在內地普通公辦學校全面推進很難，“校長們還沒有這個意識”。幾年實踐下來，她發現，擋在試點面前最大的困難就是教師的評價體系，“內地的評價是近期學生的學習成績，而我們是一個多元化的評價體系，講求學生生命成長的長期目標”。
據悉，香港的田家炳基金方面已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他們主動出資邀請韓曉燕的團隊進駐到內地4所田家炳中學進行試點。
專家建議梳理：
1.人格不健康，不發教師資格證(王南、李如其)
王南說，中國小校的教師與學生相處的時間很多時候遠遠多於學生家長，一個教師是什麼樣的品格、人格，他帶的學生也會是這樣一種品格、人格，“學生們不會按你說的去做，但會做你所做的”。他建議，在師範生教師資格證發放之前，先設一道“人格健康”的檻兒，只有經測試，人格健康的人才能拿到教師資格證。若經測試，人格不健康，可安排考試者參加社會組織提供的培訓，再參加二次測試，直到其通過測試為止。
李如其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建議中國小校的班主任一定要通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訓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做老師。
2.校園心理諮詢教師不應由本校教師擔任(李如齊、沈之菲)
沈之菲建議，學校在安排本校心理諮詢師之外，與社會上的某個心理諮詢機構掛靠，學生遇到心理問題，可以直接諮詢如共青團12355平臺這樣的心理熱線，而不是本校心理教師，“很多學生對本校老師開不了口，有先天弱勢”。
針對這一問題，李如齊則建議各個學校之間採取“心理諮詢老師輪換”的機制，將各個階段在本校值班的`心理老師電話公開，同學們有問題可以找老師傾訴，而這名老師，絕不會是本校的老師。
據悉，近日，教育部有關部門發出通知，部署各地從2014年1月10日起，使用全國中國小生學籍資訊管理系統(以下簡稱全國學籍系統)試執行辦理跨省轉學等日常學籍管理業務，省內轉學也應按此辦理。學生轉學僅需向轉入學校提出申請，其他流程均在網上進行，這將極大方便學生和家長。
據悉，在各地共同努力下，全國學籍系統已經在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部署完畢，學生資訊入庫工作進入收官階段，除對接省份外已實現全國聯網，待學生核心資料與公，安部身份證管理系統比對工作完成後，教育部即為學生配發全國統一的正式學籍號。在此之前全國學籍系統聯網試執行，已為學生分配了臨時學籍號(貴州學生已獲正式學籍號)。使用正式或臨時學籍號均可辦理跨省轉學等日常學籍管理工作。
通知明確了跨省轉學的流程和辦法，並要求將其它各類學籍變動也應納入全國學籍系統管理。對於使用自建系統和全國學籍系統對接的省份(北京、上海、山東、江蘇、浙江、安徽、陝西、遼寧(僅高中)、湖北(僅高中))，通知要求儘快完成跨省轉學功能的對接，實現全國跨省轉學操作。在規定時間內不能實現全國跨省轉學操作的省份，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要公開向社會作出說明並明確承諾的時間。
通知強調，根據《中國小生學籍管理辦法》有關規定，跨省轉學的具體管理許可權在省級及以下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各地要按照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切實把群眾利益擺在第一位，做好跨省轉學工作，不斷提高管理服務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對教育的滿意度。
韓國百所中學校長6日抵京，正式開啟了“美麗中國行”修學遊。這麼大規模的一國中學校長集體到訪，這在首都教育界對外來往史上較為罕見。
記者瞭解到，在為期5天的北京考察修學遊期間，中韓校長們除細緻探討修學遊互訪專案外，韓國校長們還將參觀故宮、天壇、長城等旅遊景點，品嚐北京烤鴨。同時還將在百工坊學習老北京的傳統手工製作，感受傳統北京民俗；到訪北京中醫藥大學，體驗特色中醫理療。
北京市副市長程紅在啟動儀式上表示，北京擁有獨特的旅遊、教育資源，北京與首爾作為友好城市，兩城市的文化與經濟交往日益密切。此次百名校長來京進行修學遊專案交流，希望創造條件，讓更多的韓國師生來京感知中國文化，也希望在北京能出現更多韓國青少年的身影。
國家旅遊局副局長杜江稱，中韓兩國友好交往歷史悠久，此次百名韓國校長北京修學遊，將會進一步加強雙方的旅遊合作，加深兩國國民之間的理解。
在今天的北京修學遊推介會上，景山中學、八十中等北京的百所中學校長與韓國的百所中學校長進行了修學遊的專題交流與座談。
景山中學的辦公室主任張成紅介紹說，自2001年開始，景山中學就與韓國現一中學開展合作，每年寒暑假期，雙方學校互派學生在藝術、體育領域進行交流。
北京市通州運河中學校長張佳春稱，該校每年派出20多名學生到韓國進行為期一週的修學遊，學生居住在韓國學生家裡，學習製作泡菜，並將中國的書法、繪畫技巧傳授給韓國學生。
韓國江原道新鐵原校長李永振認為，把學生送出國門，讓孩子們在中國家庭裡同吃同住，感受接觸中國文化，可促進青少年自身知識的全面發展。
據瞭解，目前在北京學習生活的韓國學生大約有2萬多人，預計今後來華的韓國學生人數將會大大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