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選擇了兩種不同的就業政策，即新自由主義就業政策和合作主義就業政策。相對於新自由主義就業政策來講，合作主義就業政策更有利於實現勞動力市場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合作主義就業政策的基本特徵是：強調國家在促進就業中的作用、充分就業與福利國家相結合和以三方合作機制解決充分就業中的核心問題。合作主義就業政策的實施以混合經濟體制、強大的勞工組織和左翼政黨為基礎。在全球化時代，由於實現充分就業的難度增大、三方權利平衡向資本的傾斜，以及自身的侷限性，合作主義就業政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關鍵詞：合作主義，就業政策
一、合作主義就業政策的基本特徵
合作主義(Corporatism)也被稱為統合主義、法團主義或社團主義。從概念上來講，它作為一種利益代表系統，是一個特指的觀念、模式或制度安排型別，其作用是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整合到國家的決策結構中(Sehmitter，1979.9)。但在現實中，合作主義這個術語已經遠遠超出了其本身的含義，成為了描述和分析當代西方福利制度模式，以及勞動就業政策型別的一種工具(與其相對應的便是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甚或貨幣主義)。從北歐以及其它一些歐洲國家的實踐來看，合作主義就業政策的基本特徵是：
1.強調國家在促進就業中的作用。首先，國家信守充分就業承諾，並使其法律化、制度化。1973年的石油和經濟危機是西方國家勞動就業政策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大部分西方國家奉行凱恩斯主義就業政策，承諾充分就業；而這之後，以英美為代表的大部分西方國家開始奉行新自由主義就業政策，放棄了充分就業承諾。在這當中，以北歐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國家奉行合作主義就業政策，一直信守充分就業承諾，並通過憲法和規章制度將其進一步進行了法律化、制度化。其次，國家大力實施積極的勞動就業政策。瑞典是最早實施積極的勞動就業政策的國家，也是目前實施這種政策力度比較大的國家之一。實踐證明，這種包括需求主導計劃、供給主導計劃和匹配計劃在內的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是一種比依靠市場力量或依靠失業來重新配置勞動力更為有效的方法。
2.充分就業與福利國家相結合。在新自由主義就業政策中，充分就業是與福利國家相背離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即通過降低社會福利標準、提高享受社會福利的門檻等措施來提高就業率。而在合作主義就業政策中，充分就業是與福利國家相融合的。一方面，福利國家以充分就業為基礎。只有提高整個社會的就業率水平，儘量減少靠社會轉移支付生活的人口數量，將更多的勞動人口轉變為靠薪資收入生活的勞動者，併成為納稅者，才能夠支撐起費用浩大的普享型社會福利專案。另一方面，福利國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促進了充分就業的實現。北歐國家社會福利部門僱傭了大約30%的勞動力，其中，挪威社會福利部門僱傭的勞動力比率最高，幾乎佔全國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北歐許多國家，現代福利國家不再僅僅作為一種社會保護系統，它已經成為一種有效的就業工具，成為了就業增長的唯一重要來源。
3.充分發揮三方合作機制的作用，實現就業與其它社會經濟目標的協調發展。三方合作機制是勞工組織、僱主組織和政府就勞工標準等勞資關係問題進行協商、談判，並進而達成某種社會契約的一種制度安排。三方合作機制的重要作用在於，它能夠平衡社會主要經濟集團之間的利益關係，使勞資關係從零和衝突轉向正和交換，使就業與其它社會經濟目標協調發展，從而解決實現充分就業的核心問題。邁克爾·克拉奇在《充分就業的政治形態》中認為，在福利國家制度下，實現充分就業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使各階級權利之間達成新的平衡，將潛在的“零和衝突”轉換為既滿足價格持續穩定、又符合充分就業要求的“正和交換”。
瑞典和奧地利就是利用這種三方合作機制，將生產與分配、經濟與社會福利協調了起來，將各利益集團的自身利益與國家的整體利益結合了起來，從而成功地應對了20世紀70和80年代的經濟波動，實現了充分就業，並且沒有犧牲經濟效益和社會公正；同樣，在政府的協調下，荷蘭的中央工會與僱主聯合組織在1982年所簽訂的瓦森納協定 (Accord of Wassenaar)，通過凍結工資、降低本國勞動力成本和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促進了經濟增長與就業的協調發展。
二、合作主義就業政策的制度基礎
人們對合作主義就業政策在北歐以及其它一些歐洲國家盛行的原因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威廉姆森(Williamson)從北歐國家的宗教文化和歷史傳統出發，認為北歐國家的合作主義來源於歐洲天主教義和民族主義；克勞奇、多爾和巴爾從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出發，認為合作主義就業政策是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做出的一種迴應或制度安排 (Colin Crouch and Ronald Dore，1990；Nicholas Barr， 1998)；有的人則從現實主義出發，認為合作主義就業政策是高度開放的北歐以及其它歐洲小國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的一種政策選擇。但是，無論如何，合作主義就業政策之所以能夠在北歐以及其它一些歐洲國家盛行，最直接的和內在的原因還在於這些國家的制度基礎。
1.混合經濟體制模式。合作主義就業政策的基本特徵表明它是一種與混合經濟體制模式相適應的就業政策。實際上，合作主義就業政策也是混合經濟體制模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其在勞動就業領域的具體反映。混合經濟體制模式的最大特點就是以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為基礎，同時強調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干預。如瑞典，以其發達的私營工商業與比較完善的公共服務部門相結合，成為了混合經濟體制模式的典型代表。實行混合經濟體制模式的目的是實現經濟發展目標與充分就業和社會公平等社會目標的協調發展。混合經濟體制模式的這種目標追求及其結構性特徵決定了該種體制模式下勞動就業政策的價值趨向及其基本特徵。正是由於瑞典、丹麥、挪威等北歐國家實行的是混合經濟體制模式，才使其勞動就業政策具有了合作主義的性質。
2.強大的勞工組織。資本總是希望不受約束地通過自由市場機制，而不是三方合作機制方式來解決勞資關係問題。三方合作機制實際上是對自由市場機制和資本的一種限制。科比也講，三方合作機制是勞資之間正在發生的衝突的一部分或衝突過程的一個階段，是勞工組織對勞資之間的特有衝突能夠施加政治影響的一種形式(kopi，1983：20-1)。因此，三方合作機制的建立需要以強大的勞工組織和勞工運動作後盾。北歐國家的工會化程度一直比較高，勞工組織在社會經濟活動及其政策的制定中也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在2001年，瑞典的工會化率為91%，丹麥為80%，芬蘭為78%，其它西方國家平均為30-40%，而美國、英國和法國分別只有13.5%、29%和10%。正是這樣一個強大的、有凝聚力的、代表勞工利益的勞工組織的存在，確保了北歐國家穩固的、僅帶有少量“搭便車”和“囚徒困境”問題的社會合作機制的建立。
3.左翼政黨的長期執政。北歐國家的左翼政黨一直力量強大，並長期執政。這些左翼政黨不同於主張削弱工會力量、限制集體談判的右翼政黨，它們素與勞工組織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主張充分就業、公平分配，鼓勵勞資雙方通過合作機制解決勞資糾紛。如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早在布蘭亭時代就提出了“議會道路、階級合作、政治妥協”的口號；在卡爾鬆時代又提出了包括資本、工會和社會民主黨政府三方權利平衡在內的“職能社會主義”理論。這些左翼政黨在其執政期間也採取了許多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來促進三方合作機制的建立。如，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範勞資雙方行為，使三方合作機制法律化、制度化等。因此，左翼政黨的長期執政是合作主義就業政策得以實施的一個重要基礎。
三、全球化時代合作主義就業政策面臨的挑戰
如上所述，合作主義就業政策是北歐以及其它一些歐洲國家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的一種政策選擇。因此，全球化程序的加快，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國際競爭的加劇，將會促使這些國家進一步實施合作主義就業政策。事實上，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歐洲國家經過撤切爾的`新自由主義洗禮後合作主義又出現了回潮。但同時，全球化所導致的其它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也對合作主義就業政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具體來講，這些挑戰主要來自於以下三個方面：
1.實現合作主義就業政策目標的難度增大。首先，充分就業的基礎在不斷擴大。傳統的充分就業僅指成年男性的充分就業。而在全球化時代，由於就業結構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女性就業、老年性就業在逐漸增加，併成為了充分就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次，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帶動作用明顯減弱。無論採取什麼樣的就業政策，經濟增長及其對就業的帶動作用始終是增加就業的前提條件。但是，在全球化時代，由於科技的進步、產業結構的轉換，特別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等原因，就業彈性在進一步降低，出現了失業與經濟增長並存的無就業增長情況。這些變化無疑都增加了合作主義就業政策實現其充分就業目標的難度。
2.三方權利平衡向資本的傾斜。全球化時代，由於資本流動性的增強，政府對社會經濟干預的減少和勞工組織化程度的降低等原因，資本獲得了更大的權利，三方權利平衡開始向資本傾斜。三方權利平衡是三方合作機制的基礎。因此，三方權利平衡向資本的傾斜對三方合作機制產生了重要影響，它改變了傳統的三方合作機制的執行模式，使三方合作關係即使沒有被破壞，也已經被大大削弱。具體表現在：(1)勞工組織的權利資源被進一步限制在了社會產品的分配領域。1983年瑞典通過的“工薪者基金”計劃，使勞工組織的權利資源首次觸及到了資本的所有權，也被認為是勞工運動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但隨著全球化程序中資本權利的進一步擴張，到20世紀90年代初，這一計劃在僱主組織的反對下最終被廢止。(2)三方合作關係進一步分散化和低層次化。全國性的制度性對話被逐漸分解，國家層次的“契約議合”逐漸下移至行業、部門，甚至只發生在個別勞資互動之中。
3.合作主義就業政策本身的侷限性。首先，相對於新自由主義就業政策中長期的“制度性重構”來講，合作主義就業政策只是一種短期的“工具性調整”政策，它不能有效解決因勞動力市場僵化所導致的結構性和長期性失業問題。其次，合作主義就業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具體來講：(1)不公平性。三方合作機制是一種組織起來的生產者集團之間的利益平衡機制，它很可能會損害未能參加談判的非生產者集團以及其它組織得不好的集團的利益，使沒有合作基礎的低技術工人、老年人、青年人和傷殘人等被進一步邊緣化(Harrison，1984：12)。(2)低效率性。如，瑞典的“工資連帶主義”(Wage solidarism)，雖然其初衷是希望通過實行團結性一致工資政策來縮小各企業間工人的工資性收入，並促進勞動力和資本向高效率產業的轉移。但是，在實施過程中，由於它忽視了工資的靈活化、彈性化與合理差距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使經濟發展失去了最主要的動力誘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