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傳統 中國
論文摘要：中國作為的積澱，精華與糟粕並存，對新時期企業文化的建構產生雙向影響。汲取精華，剔除糟粕，是企業文化建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課題。
應對人世，許多企業、企業家對產品、價格、關稅、、技術等諸多客觀因素作著最大化或最小化的研究，力圖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但利潤的獲得是硬體和軟體共同作用的最終結果，所謂企業的硬體，即是技術、價格等剛性指數；所謂企業的軟體，則是、文化、等柔性因子。隨著知識的到來，企業競爭已經從單純的技術競爭演變為技術和文化的雙軌競爭，企業文化作為企業在長期的生產、經營、管理過程中逐漸形成並努力實踐的以價值觀、企業精神為核心的群體意識，日益成為企業硬體良性運轉的持續推動力。中國企業面對日益嚴峻的挑戰，除了大力發展科技之外，還要積極建立有特色的企業文化。以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歷史，產生於封閉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甚至同一理念即是精華、糟粕的矛盾統一體。整體主義派生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又割裂了人格與權利應有的本質關係；義利之分造就了諸多清揚之士，卻阻斷了商品經濟的探索；禮儀秩序使中國成為“道德淵藪”，但又被後人斥為殺人的匕首。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綿延了數千年，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對中國企業文化的構建產生雙向影響。汲取精華，摒棄糟粕，建立一套、傳統道德精神和現代管理理念三位一體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企業文化，是中國企業必須解決的課題。
一、整體主義
原始，自然條件十分惡劣，人們需要聯合起來抵禦風險，能夠合群成為當時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進而逐漸形成了原始時代的氏族血緣關係。由於生活於亞洲大陸的中國先民很早就從事定居，這種依附於土地的穩定生活方式，難以破壞原始時代的氏族血緣關係，因此中國是在沒有徹底破壞氏族血緣關係的情況下由野蠻進入文明，建立了奴隸制國家。這種由氏族而國家的路徑使宗族組織得以保留，宗族制度一直存在於中國古代社會，成為社會的基石。在中國上古的特殊社會結構中，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擴大，治家之道與治國之道是一致的，社會關係家庭化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和最佳狀態，而由家族本位所引出的則是整體主義，這是中國傳統道德的一大特色。在中國古代，個人的社會地位是由家族的地位決定的，個人是作為家族整體中的一部分存在的，因此，人們自然把家庭整體利益置於首位，因而不可能產生出以個人為本位的德治原則，只能是宗族的本位原則，即家國整體利益至上的原則，社會倫理是由家族倫理推擴而成的，家族整體主義必然發展為社會整體觀念，即由宗族、家族的群體意識發展為社會的群體意識。的確，人生在世，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是獨立的個體，另一方面又是社會的一員，而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是群體分子，是具有群體需要的互動個體，個人命運與群體未來息息相關。儒家從“人生不能無群”即人的社會性立論要求人們重整體，對於培養個體對群體的責任感、義務感、正確處理公私群己關係曾起了積極作用，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心憂天下、志在國家的中國人。他們以解民於倒懸、救民於水火為己任，仁民愛物，公而忘私，高揚了整體主義的大旗，增強了民族凝聚力，使中華民族在經歷種種歷史變遷之後仍然保持著龐大民族的統一，保持著本民族的獨特風格和頑強的生命力。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研究的這些成果在今天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經濟的實質是在與法制的下獲得最大利益，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個人都有自己迥異的個體追求，但少數企業為謀求一己之私，不惜損公害民．非法牟利，忘記了國家和整體的利益，背離公利的軌道，如何處理群己、公私關係，成為經濟發展中的當務之急，而要解決這些問題，除了加強法制建設之外，還要大力宣傳中華民族幾千年所倡導的公而忘私、集體主義的高尚品德，使之成為企業文化的主旋律，成為個體的自覺行動，建立健康的經濟。
但是，產生於中國古代等級制社會的整體主義又帶有明顯的忽視個體的傾向，隨著儒家文化逐漸成為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潮，為了維持社會的安定和階級統治的長久，儒家的集大成者逐漸偏離了群體和個體關係的辯證軌道，將群體意識逐步發展為單向的服從主義，片面強調所謂“社會、“群體”的價值，否定、扼殺個體的尊嚴。在群體面前，個體失去了應有的地位，這在一定的程度上挫傷了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整體主義在協調社會秩序的同時阻扼了個人發展從而阻扼了社會發展。實際上，獨立人格是社會道德的細胞，離開了活生生的獨立的個體及其自主的活動，就不會有社會及其歷史。因此，在不損害國家、群體、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社會應鼓勵個人努力奮鬥，自由地發揮自身潛力，充分實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只有每個人的個性自由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才能實現社會更大的進步。正確處理個體與群眾的關係，應當成為現代企業的一大課題。市場經濟同樣肯定群體意識和團隊精神，經濟組織的效率和活力源於此，但這種團隊精神是建立在承認與保障個體的獨立和自由以及組織內部的契約性組合的基礎之上。據，美國公司贏利的80％要讓與股東，而日本公司只將30％的贏利分紅，體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個體意識和群體意識，對此的不同選擇形成不同的價值取向，進而形成迥異的實際操作。整體主義，使個體情願犧牲個體的福利，因為只有群體的富強才有個體的發展，這是東方文化的必然。反之，凸顯個體的價值，因為個體的滿足是群體發展的一大動力。如何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在兩大文化的交鋒中尋求最佳的平衡點，最大限度地發展群體利益和滿足個體利益，是我國企業文化建設的一大課題。
二、義利之辨
義利問題是中國古代道德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義，指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係中應當遵循的最高原則和應當追求的最高道德價值；利，則是指能滿足人類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在幾千年的發展演變中，中國傳統的義利觀積累了許多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價值。自從私有制產生以來，私利與公義就是一對矛盾。儒家以道德理性解決矛盾的探索，以道德準則節制個人利益的嘗試，反映了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要求，其維護公義、弘揚道德的精神實質，對中華民族產生積極的影響。當前，雖然我們實現了，公有制佔主體，但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企業和個人等市場主體仍有各自獨立的經濟要求，雖然市場經濟以利潤的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但一味放任人們對“利”的盲目甚至瘋狂的追求，勢必導致惟利是圖，引發社會的混亂，社會需要教導人們在求利的活動中注入理性的精神，認清我利和他利、近利與遠利的關係，批判對不當和失當之利的片面追求，使市場主體自覺消除爾虞我詐、欺矇拐騙、非法交易等醜惡現象。市場經濟越發展，越需要人們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念，當前許多人片面逐利，見利忘義，雖獲利於一時，卻失信於一世．成為永遠的失敗者。儒家以義為重、批判見利忘義、以利害義的追求具有永恆的價值，是企業發展的方向，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