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悠久、學術文化積澱深厚的衣冠大族，河東裴氏不僅在史學方面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學方面也有較突出的表現，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關於河東裴氏研究論文範文，歡迎閱讀參考。
引言
河東裴氏產生於春秋時期，崛起於兩漢之際，發展並鼎盛於魏晉隋唐之時，是聲名顯赫的名門望族。湧現出眾多名宦，文武兼有，在不同歷史時期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家族獲得了強大的政治優勢。此外，作為歷史悠久、積澱深厚的衣冠大族，它在文化方面同樣具有優勢，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特徵鮮明的家族文化。這些文化傳統為家族的綿延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成為家族具有政治地位與社會威望的有力保障。可以說，河東裴氏所擁有的政治與文化優勢，相得益彰，共同延續著家族的發展。不過，以往對於河東裴氏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歷史方面，文學方面的研究則以個案研究為主，而對家族整體的文學研究還很不充分。本文擬對河東裴氏在文學方面的表現做簡單梳理，以期展示家族文學創作全貌，力求揭示家族文化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從而進一步完善並深化家族研究。
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河東裴氏與文學
魏晉之際，河東裴氏已經發展成為高門望族，聲振海內: “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且世人以“八裴方八王”品藻，276，“鬱為盛門”[4]卷833，4654，這充分說明裴氏人才輩出，併為後世的家族子弟樹立了典範。在此基礎上，裴氏家族成員大都好學，博覽墳籍，精通經史，且知名於世。裴秀，“少好學，有風操，”且“博學強記”;裴頠，“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 裴楷，“博 涉 群 書”，“明 悟 有 識 量，弱 冠 知名”; 裴松之，年八歲，就學通《論語》、《毛詩》，且“博 覽 墳 籍”[5]卷64，1698; 裴 駿，“通 涉 經史”[6]卷45，1020; 裴延俊，“涉獵墳史”[6]卷69，1529; 裴仲規，“少好經史”[6]卷69，1533; 裴佗，“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6]卷88，1906; 裴寬，“博涉群書”[7]卷38，1397;裴讞之，“七歲便勤學，早知名”[7]卷38，1386; 裴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群書”[7]卷38，1381; 裴漢，“操尚弘雅，聰敏好學”。
這種嗜學、博學的風習逐漸發展為家族的優良傳統，並且為文學人才的培育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年齡的增長、學識的積累以及閱歷的增加，家族子弟具備了較高的文學素養，文學才能也逐漸顯現出來，個別成員亦能以文學著稱於世。如裴秀，“八歲能屬文”，且“無文不該”; 裴敬憲，“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鹹共宗慕之”，而且朝賢於河梁賦詩言別時，“以敬憲為最”，其文“有清麗之美”; 裴莊伯，“有文才”，21 歲時，“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 裴佗，“以文學顯”; 裴澤，“頗有文學”; 裴伯茂，“文藻富贍”，曾作《豁情賦》、《遷都賦》; 裴景融，“篤學，好屬文……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氾濫”; 裴讓之，“少好學，有文情”，被稱為“能賦詩，裴讓之”; 裴矩，“好學，頗愛文藻”;裴漢，“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不僅如此，根據史書著錄，創作成果頗豐: 《裴秀集》3 卷; 《裴楷集》2 卷; 《裴頠集》9 卷;《裴邈集》2 卷; 《裴松之集》30 卷; 《裴駰集》6 卷;《裴昭明集》9 卷; 《裴子野集》14 卷。可以說，此時裴氏家族的文學特性初步顯示出來，並逐步形成代代相傳的家學傳統。
從現存作品來看，裴氏成員涉足的文學領域主要包括詩、文、賦、小說等。他們的文學創作基本上呈現出與時俱進的特點: 無論是作品的體裁、題材，抑或是作品的風格特點，基本能做到順應時代潮流，隨時代文化演變而演變。當然，裴氏家族文化傳統的影響亦不容忽視，它同樣深刻地影響著成員的文學創作。可見，時代“共性”與家族“個性”的共生狀態構成此時家族文學的特點。
在詩歌方面，家族成員的創作以五言為主，並注意吸取南北詩風的特點，使作品風格具有多樣性，代表人物是裴讓之。他雖身仕北朝，但曾往來於南方，受到南朝文學趣味的影響，因此，風格兼具南北。
《有所思》: “夢中雖暫見，及覺始知非。展轉不能寐，徙倚徒披衣。悽悽曉風急，晻晻月光微。室空常達旦，所思終不歸。”
作為南朝文人經常創作的詩題，諸如王融、謝朓、吳均、沈約等都有詩作流傳，而此詩亦具有鮮明的南朝柔婉之風，在注重渲染環境的同時，通過動作將思婦內心幽微的情緒刻畫得非常細膩。
《從北征詩》: “沙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威奮武略，上將總神兵。高臺朔風駛，絕野寒雲生。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橫行。”
此詩帶有濃厚的北方豪放之氣，描述了軍隊出征時的情景，展現了將士同仇敵愾的決心以及必勝的信念。此種豪邁風格的形成與其所處文化環境密切相關。北朝入主中原後，非常傾慕華夏文明，一方面向先進的中原文化學習以達到統治目的; 另一方面，以居無定所為特徵的遊牧文化所造就的性格特點———剽悍、尚武、善戰，這樣的精神面貌深刻地影響著中原士大夫。對此，曹道衡先生曾指出:南朝人大量地擬作《橫吹曲》如《出塞》、《入塞》等戰爭題材的詩……並未成為文學的主流。因為那些詩歌中所反映的邊塞生活是南方人所不可能親身經歷的。
因此他們也只能從《漢書》等古書中去找尋典故，湊合成篇，畢竟缺乏真實的生活體驗。但這些題材，到了北方人筆下就不同了。北朝的疆域和柔然、吐谷渾甚至西域的一些政權相連，經常發生戰爭。有些北方文人曾隨軍到過邊塞，寫來就感到真切。
同樣地，北朝由於許多種族的入居中原，和漢人雜居，互相影響，其文化和心理素質，也會影響漢族人民。於是粗獷、剛健之氣，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文學作品中。
《公館宴酬南使徐陵詩》: “嵩山表京邑，鍾陵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材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鐘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臥漳濱。禮酒盈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蓋，日 落 晚 推 輪。異 國 猶 兄 弟，相 知 無 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