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著重分析了中國新生代農民工階層較為普遍三種心理現象及其產生的社會原因，即：“排異性”心理、自卑心理和越軌心理。導致這三種心理產生的原因有多種，但是舊體制安排的延時性，經濟地位低下，政治權利缺乏，身份與職業的斷裂、權利分配不公以及社會中廣泛存在的歧視，是這些心理現象存在的根本的也是共同的原因。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心理狀況 社會性歸因
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已經先後形成了兩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出生於上個世紀80年代前後，是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成長的一代。他們基本沒有務農經歷，接受過較正規的學校教育，對城市社會的認同感較高，對家鄉鄉土文化和制度性身份的認同感減弱，對農村的一些傳統和習慣淡漠，甚至持批評態度，與父輩們相比，他們具有更強烈的城市化動力，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會的願望特別強烈，更希望獲得尊重和認可。
一、新生代農民工“排異性”心理分析
1.社會化造成的“排異性”心理
美國學者G·奧爾波特通過對歷史上各種偏見發生和持續過程的研究發現，在同一文化圈內，許多偏見和排斥心理最初之所以發生，主要是由於那些有權勢的社會集團為了使自己對無權無勢的社會集團的剝削統治合理化而製造出來的。群體和個人間的競爭和衝突並非是“排異性”社會心理產生的必要條件，即使我們消除了所有的群體性衝突，偏見和隔離也不會從社會上徹底消失，偏見和排斥的產生還有其文化歷史因素。文化傳統有很牢固的特性，它使得最初的文化因素消失之後很長時間，文化傳統還會繼續存在。解放後我國所實行的戶籍管理制度、幹部管理制度、勞動人事制度等一系列相關制度中，將幹部、工人、農民分為三個高低有序，管理嚴格的三大階級，這三個階級間的社會地位、機會獲得和社會資源的佔有量上都嚴格有序，農民始終處於最底層，他們社會地位最低，社會資源的佔有量少，缺乏上行流動的機會。長期處於下層社會使他們被認為是一群素質不高，沒有高成就動機，只要求養家餬口生活的人，這種偏見一旦形成並傳播開後，便融入到文化傳統中，並在社會上形成了一種偏見，這種氛圍中的兒童對於偏見是服從的，首先是形式上的相符，後來就內化於心，並一代代傳遞下去。
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受過較好的學校教育，在他們社會化的過程中就已經遭遇過城市社會對他們歧視和偏見，就已經意識到農民身份在城市中的尷尬，這也是他們雖然進入到城市中，卻很難融入城市社會的原因。人們早期社會化是以後社會化的基礎，而城裡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也學會了對農村人的偏見與排斥，而且這種看法一旦形成也很難改變，會在代際間傳遞下去。
2.職業身份造成的“排異性”心理
從農民工所從事的工作來看，他們中多數在城市從事著傳統產業部門的工作。這裡似乎印證了託達羅的一個觀點，無技術的來自農村的工人首先會在“城市傳統部門”中就業一段時候後，再取得更加長期穩定的城市現代部門工作。但是，這並非是農民自身的原因，更重要的還有體制性原因。由於戶口的限制，他們進城後面臨的是一個分割的勞動市場，他們只能在“非正式的勞動市場”中尋求“城市的剩餘工作”。
新生代農民工基本都是從學校出來的，不少人能說標準的普通話，家庭條件也好了很多。在這種背景下，年輕人的工作耐心不如第一代，吃苦能力差，選擇性更強。而且他們希望能夠邊工作之餘掌握一些技能，這就決定了工作時間不能過長，不能無限制加班。對他們而言，城市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意味著不一樣的前途，不一樣的命運。他們希望通過進城務工經商，徹底告別祖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嚴格的戶籍制度、冷漠的社會歧視等一道道有形無形的.門檻不斷粉碎著他們的城市夢想，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斷消融著他們對家鄉存有的情感認同和社會記憶，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也使他們漸漸不再適應農村的生活方式。總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們真正成了既融不進城，也回不了鄉的“夾心人”。
二、新生代農民工階層的自卑心理分析
“夾心人”的社會處境使新生代農民工長期遊離於城市社會邊緣上，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以外，這導致並加深了他們的自卑心理，這種自卑心理反過來又使他們更加的孤立與隔離。
“個體主義貧困觀”認為貧困是由於個人的原因所造成的，是個人能力的不足、素質的不高、懶惰等原因而導致的。這種將貧困歸因於個人過錯的觀點近幾年來在我國大眾心中還有很深影響。農民工階層一般是處於社會的底層，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過著相對貧困的生活，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農民工階層往往被視為是能力低下的、懶惰的群體。持這種觀點的如果只是一個或者幾個不會有多大的影響。但是當前中國社會中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這就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文化氛圍。農民工處在這種氛圍中或多或少的受到這些看法的影響，容易產生自卑的情緒。而農民工由於長期生活在貧困之中，結果產生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為規範和價值體系。這種“亞文化”一旦形成便會對周圍的人和後代產生影響，從而代代相傳，於是貧困便在這種文化的保護下維持下去。
當前，中國新生代農民工依然遠離主流社會的居住點，聚集在市郊等一些地方，形成了自己的“社群”。他們在這些社群生活併發生人際互動，一段時間後必然會形成屬於自己的共同亞文化，而農民工階層“夾心人”的社會處境和被排異的現狀也必然會融入這些亞文化中，並對處於其中的農民工造成影響。更為嚴重的是，這些亞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擴充套件性和傳遞性，對農民工子女的成長環境造成不利影響，使他們從小就帶有了一種自卑陰影，影響他們今後長遠的發展。
三、新生代農民工“越軌”心理分析
美國政治學家在對美國社會移民進行研究時發現，與第一代移民比較，第二代移民的心理和行為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一代移民由於有遷出地境況的比較，對於遷入地的社會不公平往往有較高的認可度，或者說，雖然他們在遷入地感受到種種歧視，但由於已經比原來的狀況有了改善，他們一般並不奢望與遷入地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權利和地位。第二代移民則不同，他們對於生活滿意程度的參照群體主要是遷入地居民，他們缺少父輩那種對生活的滿足感。相反，當他們較多地體會到與遷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時，便會在心理上產生更多的被歧視感和被剝奪感，形成強烈地上行流動需求。在這種心理預期的驅動下，第二代移民面對不平等缺乏忍耐性，當面對社會不公時，他們往往會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對抗性行為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他們不滿。所以，第二代移民的失範行為較多，犯罪率也較高。
挫折——侵犯理論認為，人的侵犯行為因為個體遭受挫折而引起，侵犯是挫折的一種後果，侵犯行為的發生總是以挫折為先決條件；反之，挫折的存在也必然導致某種形式的侵犯行為。由於體制、制度、觀念的種種限制，新生代農民工受到歧視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即便他們一開始進城時懷著種種美好的夢想，也在現實的面前被無情的粉碎了，收入比城裡人低，很少的晉升機會和培訓機會，處於這種充滿挫折的環境中，他們對社會的不滿會以越軌行為表現出來。
其次，“標籤理論”認為反社會行為是由社會反應以及越軌的頻率和特性來定義的，個人與群體之所以做出過激的行為，是因為人們制定出了“規則”，而那些違反這些“規則”和“規範”的行為便被認為是“越軌行為”。一旦這種標籤被貼上，這個人或者群體的生活將受到極大的限制，他們可能不得不繼續扮演越軌者的角色，做出反社會行為。從第一代農民工開始，城市民眾極易將農民工與偷盜、搶劫等違法犯罪行為聯絡起來，一旦某地發生了違法犯罪事件，外來的農民工便成為首要懷疑物件，這種刻板印象一直延續至今。 再次，“價值衝突理論”認為，越軌心理在社會生活中存在著持不同價值觀念的社會群體，由於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不同，對同一問題有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因而群體間的衝突經常不斷。農民工來到城市中，城市裡的許多規範和觀念和鄉村有很大不同，他們的到來也損害了城市中某些群體的利益，對於這樣的衝突，解決的方法往往不是通過交涉而和解，而是通過權力的使用來壓制農民工，使問題的解決有利於權力較大的階級或群體，這種壓制容易導致農民工越軌行為和心理的產生。
最後，在犯罪經濟學看來，犯罪產生的原因在於犯罪人因實施犯罪所得到的收益大於其為犯罪所投入的成本。人們之所以犯罪，原因在於個體是理性的、是精於計算的價值最大化者，在他權衡犯罪所得大於因犯罪而可能遭受諸如刑罰懲罰的損失時，追求利益的動機刺激他實施犯罪。犯罪的成本是指犯罪的個體為實施犯罪而支付的成本代價，由犯罪的直接成本、時間機會成本和懲罰成本三部分構成。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地位較低，佔有的資源較少，他們犯罪時付出的成本相對來說就比較少，一旦實施了違法犯罪行為，那麼他們失去的僅僅是現有的比較少的資源，如果僥倖不被發現的話，他們可以從中獲得收益。這種成本和收益的不平衡很容易導致越軌行為的發生。
四、結語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加渴望城市文明，意識和行為已接近於城市人，但因為個人、制度和市場等多方面原因使他們產生了一些負面心理現象，要從全面建設和諧社會、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高度來認識和解決農民工的心理問題。首先，這些心理問題都是由於現行的農民工體制弊端所造成，在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可以不要也不應該要這一套農民工體制的做法。其次，進一步消除戶籍制度的影響，模糊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界限，徹底擺脫實際上存在的農民與非農民的身份限制。最後，要利用現有媒體宣傳對農民工正面的認識，利用輿論和教育改變對農民工的偏見和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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