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中西；背景；特徵；重大事件 【論文摘要】：文章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進行了探討，希望能對我們認識中西文化交流有所幫助。
一、背景
近代中西文化的接觸和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的形態出現的，而是在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入侵和中國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開的。第一次中英戰爭--第二次中英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交織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
從近代歷史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方諸國陸續進行了一系列的資產階級改革，在上衝破了封建主義的樊籬，完成了向國家的轉變。同時，上實現了從經濟向經濟的轉變，資本主義生產力得到較快發展。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資本與擴張的強烈需求，西方列強憑藉其武力繼續著在世界範圍內攫取資源、佔領市場、分割殖民地的行動。而當時處於封建末期、積貧積弱的中國，正是其侵略與瓜分的物件。
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近代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中英戰爭前，中國作為東方的大國已經經歷了兩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它的文化曾經一度輝煌，對周邊鄰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具有不言而喻的優越感。中英戰爭中，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關閉的大門，使中國看到了自己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差距，開始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學習西方的行動。
可見，中英戰爭不僅是西方國家對古老中國的軍事入侵，從文化的角度說，也是西方異質文化對中國東方文化的入侵與征服，引發了之後半個世紀中西文化的激烈衝突。勿庸置疑，這一時期，處於優勢和主動地位，中國文化處於劣勢和被動地位，已經難以適應和支援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事實上，這個時期的中西文化少有真正平等的交流，更多的是伴隨征服與抗爭的激烈衝突。正如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指出的，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是擴張的、進行和戰爭的西方同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中國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從根本上講，是一場廣義的文化衝突"。
二、當時中國與西方文化的特徵
1. 中國文化特徵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衝突中，中國文化指的是維護封建統治幾千年的中國傳統農耕文化和封建文化，這種文化以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宗法家庭為背景，以為核心，是一種道德倫理型政治文化，它在維護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延續的同時，也抑制甚至窒息了中華的天性發展和文化創造力。儘管在針對西方文化的衝突中，中國文化表現出了比較強勁的力量，但是無論如何，在與以民主、科學和制度建設為核心內容，在當時代表著世界發展潮流和方向的西方文化相比之下，中國文化表現出無可置疑的封閉性、落後性和對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阻礙性。一句話，近代中國社會要發展，文化必須變革。但是，由於中國當時開放不久，而且是被迫開放，因此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僅僅侷限於有較多知識和見識的部分官僚層和知識層，在廣大民眾中沒有廣泛的基礎。同時，當時的國人對現代化的文化觀念，以及如何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一類問題，在理論上還是相當模糊的。他們沒有看到歷史發展的複雜性，沒有看到實現中國文化現代化價值體系轉換道路的獨特性。
2. 當時的特點
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初，西方文化發生巨大變化。上，資產階級進一步確立了其統治地位，同時開始大規模殖民擴張，逐步樹立西方勢力在世界範圍內的優勢；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帶來科技與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規模超過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變得尖銳。
同時，西方思想文化開始經歷重大轉變：如在社會科學領域廣泛深入地影響了西方的、社會、經濟、意識形態、文化與政治；在自然科學領域達爾文的物種論，進化論動搖了宗教在人們心中的根深蒂固的地位；在領域，現實主義運動對文學創作、、、雕塑、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 中西文化接觸的特徵
中英戰爭之後，隨著西方列強的進入，一度中斷的"西學東漸"潮流又再度興起。西方文化與中國產生強烈碰撞，對中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都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無論其背景、方式、深度、廣度與以前各時期的文化交流相比都具有自身的顯著特點：1.是在西方列強入侵和中國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進行的；2.中國近代處於文化"入超"的不利地位；3.中國近代的先進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態度是由被動接受到主動選擇。
三、文化與的重大事件
1. 基督教與《聖經》的翻譯
十八世紀末，隨著基督教來華，聖經的中譯本可說是百花齊放。繼《馬殊曼譯本》後，有馬禮遜的《神天聖書》及其修譯本《新遺詔書》和《舊遺詔書》、郭實臘修訂的《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太平天國刪改的《舊遺詔聖書》及《新遺詔聖書》。十九世紀中葉，第一部由不同差會宣教士聯手翻譯的《委辦譯本》面世。譯員不但把聖經重譯，更統一了經文中的名稱和名詞。十九世紀中葉，傳教士不遺餘力地翻譯官話聖經，先後有麥都思和施敦力合作改寫《委辦譯本》的《新約全書》、當代有名的漢學家：包約翰等以《麥都思、施敦力官話譯本》為藍本翻譯的《北京官話新約全書》、施約瑟依照《北京官話新約全書》體裁翻譯的《舊約譯本》、英國聖公會將《北京官話新約全書》和施約瑟的《舊約譯本》合印的《新舊約全書》、楊格非將其淺文理新約以白話文重寫的《楊格非官話譯本》、蕭靜山的《新經全集》等，以及一直沿用至今天的《官話和合本》（後稱《國語和合本》，現簡稱《和合本》）。《官話和合本》可說是中譯聖經的一個重要里程，為聖經翻譯掀開新的一頁。
2. 理雅各與中國典籍的翻譯
理雅各（1815-1897），早年畢業於英國亞伯丁大學，精通拉丁文，後來在大英博物館學習中文，1836年作為倫敦佈道會傳教士來到澳門，任英華書院院長。1843年隨該書院遷至香港。與德庇時和翟裡思，並稱為英國漢學的三大星座；又和法國的顧賽芬、德國的衛禮賢並尊為漢籍歐譯三大師。後任牛津大學中文教授，培養出了新一代的漢學家，譯過《四書》、《禮記》、《書經》、《孝經》、《詩經》、《易經》、《》、《》、《離騷》、《佛國記》等等。研究的重點是中國古代與宗教思想，著有，《中國人的神鬼觀念》（1852），《的生平與學說》（1867），《孟子的生平與學說》（1875），《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述評及同基督教的比較》（1880），第一次全部譯出了《詩經》。
中國近代翻譯事業是伴著的入侵開始的。中英戰爭的失敗使中國有識之士從痛苦的屈辱中通過反思逐漸覺醒，他們認為中英戰爭失敗原因有二：清王朝政治、軍事腐朽；洋人船堅炮利。於是魏源在林則徐"師敵長技以致敵"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致夷"的策略，明確主張學習西方。所謂學習西方，其主要內容是學習其軍事技術和機器製造，也就是自然科學，當時稱為格致，即聲光電化等。此期的譯書有算學、測量、汽機制造、水陸兵法、天文學、重學、化學、光學、等。近代早期最大的翻譯機構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的163種著作中，絕大部分屬於自然科學類。據，自然科學譯書佔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