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生逢中興之盛，既承儒學傳統，又受社會清明、帝王倡“頌”等時代氛圍影響，作賦與論賦皆以“頌”為旨歸，從而實現了漢賦由“諷”而“頌”的轉圜，一起來看看關於班固賦論的“頌揚”主旨的論文範文吧。
前言
漢儒言《詩》，多持美、刺之說。後世論漢代《詩》學者，也大都認同這一特點。如鄭玄《詩譜序》謂: “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 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孔穎達《毛詩正義》則解釋說: “《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1]262。至清程廷祚《詩論》更指出: “漢儒言《詩》，不過美、刺二端”[2]。然而，若進一步考察，這漢儒所言“美、刺二端”，各家之說並不一致。比如同是一篇置於《風》詩之始的《關雎》，《毛詩》說是頌“后妃之德”，魯、齊、韓三家則斷之為“刺”詩。《毛詩序》以美、刺解釋作品的題旨，《國風》與二《雅》之中，註明刺詩132 首、美詩 35 首[3]，原本也是刺詩多於美詩。
漢代《詩》學的“美、刺”理論，對於兩漢賦創作和評論的影響也存在或偏“諷”或重“頌”的差異。
如就作賦而言，西漢賦自枚乘《七發》以“要言妙道”戒膏粱子弟，已初具諷諫性質; 接著，司馬相如之賦又“曲終奏雅”，寓頌於諷; 再到揚雄在成帝時奏《甘泉》《校獵》《長楊》《河東》“以風”，則所謂“諷諫”已成為其“四賦”的主要內容與基本目的。如就賦的評論而言，西漢賦論家更明顯偏重於“諷”。如司馬遷，是在詩可怨、頌之間“最早兩面不兼顧的人”[4]。關於《詩》《騷》，他強調“周道缺，《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5]509，“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5]3314。論漢賦，他第一個將“諷諫”納入其間，說“《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5]3317。此後，揚雄“以為賦者，將以風( 諷) 也”[6]3575。劉向父子《詩賦略序》說荀況、屈原“皆作賦以風”，批評宋玉及相如、揚雄等“沒其風諭之義”。以上論者都是以“諷諭”為標準來評價辭賦的藝術高下。
然而，當歷史進入東漢前期，賦的創作及理論發生了變化。促成這一變化的標誌性人物就是班固。
班固生逢中興之盛，既承儒學傳統，又受社會清明、帝王倡“頌”等時代氛圍影響，作賦與論賦皆以“頌”為旨歸，從而實現了漢賦由“諷”而“頌”的轉圜，也由此奠定了盛世作賦的“賦頌”傳統，頗具賦史意義。
一、班固時代的重儒尊經思潮與文學的“頌漢”之風
從光武至明帝、章帝的東漢前期( 25 - 88 年) ，是一個相對政治清平、社會穩定、經濟文化繁榮的時期，史稱“光武中興”與“明章之治”。這六十多年間，正是班固( 32 - 92 年) 生活與創作的主要時期，因此也不妨稱之為“班固時代”。這一時期，思想文化領域與西漢相較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不僅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進一步穩固，而且經學與讖緯結合，社會上流行著宣揚符命祥瑞、歌頌大漢皇朝的思潮。
文學領域也因而充滿神學意味與以“頌美”為主流的“頌漢”之風。
( 一) 光武明章諸帝“愛好經術”與提倡“頌德”、反對“刺譏”。
東漢初定，百廢待興，但統治者首先加強了對政治思想領域的建設。如《後漢書·儒林列傳》載:“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至“明帝即位，親行其禮”，“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章帝“好儒術”，效漢宣帝講經石渠閣故事，“大會諸儒於白虎觀”，並命史臣班固 等 編 著 儒 家 經 義 的 官 方 版 本 《白 虎 通義》[7]2545 -2546。
光武、明、章諸帝，在強化儒學思想的正統地位之時，還廣泛宣揚符命祥瑞，提倡稱頌“漢德”，為劉氏“再受命”的漢室中興造勢。
早在光武帝即位冀州，而隗囂擁眾天水、覬覦皇位之時，班彪就撰著《王命論》以論“漢德承堯”的合法性，不僅說漢高祖是“帝堯苗裔”，還詳論其“受命”多“靈端符應”，以凸顯皇權天授的符命思想。
後來班固將此文載於《漢書·敘傳》，並指出其撰著目的是“以救時難”[6]4207。班彪之後，杜篤《論都賦》描寫漢高祖受命而興，謂“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7]2598。班固《典引》、《東都賦》等，都有對劉漢皇權天授之符命的頌讚。
明帝比光武帝更信祥瑞，也更加看重頌美的作用。《後漢書》記載，明帝即位以後，麒麟、白雉、醴泉、嘉禾之類祥瑞不時而出，公卿百官曾以“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 而“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爵 ( 雀) 頌》，百 官 頌 上 …… 孝 明 覽焉”[8]312。《後漢書·東平憲王傳》記載，劉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又據班固《典引序》稱: 永平十七年，明帝召班固等詣雲龍門應對有關《史記·秦始皇帝本紀》的詢問時，還正式提出了“頌述功德”的問題:詔因曰: 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9]682明帝批評司馬遷為“非義士”，肯定相如乃“忠臣”之效，“賢遷遠矣”。這是當朝皇帝通過對“兩司馬”不同的態度，對班固等文吏正式提出“頌述功德”、不準“微文刺譏”的政治要求，並且把它上升到是否“忠臣”的高度。其間所蘊含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壓力之巨大，可謂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