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通過以下這兩個方面具體展開探討： 一是海難救不僅對遇難財產的所有人、遇難人員以及船舶有利更對全社會的經濟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相應的法律中未將這一制度作為一項民事法律義務，讓一般的民事主體對他人進行海難救助。二是我們如何通過制度的創新，從而鼓勵他人更積極有效地實施這一對各方受益匪淺的行為。
遭遇海上風險的船舶無法自脫風險，第三方對其進行相應的援助使其順利脫險，這不僅有利於受難的當事人，更是對整個社會都作出巨大貢獻的"雙贏"行動，可是為何我們未將海難救助規範為一項民事法律義務呢？ 這就值得我們對該項特殊制度和相關立法本身進行相應地研究和探索。
實際上，在民事法律關係中要求第三方對他人給予救援義務的相關規定無論是在大陸法系亦或是英美法系大多難以查到相應的法律條文。路人沒有制止其親眼所見的欺凌行為，即使其力所能及； 大家看到偷竊行為卻保持緘默，即使只需怒斥一聲，小偷或許就無果而終。這些情況，即使旁觀者未對他人給予相應的援手，於情於理會受到道德的譴責，但法律不會因此讓任何人承擔相應的責任。我們對於現實生活中這些不作為現象更多的是道德譴責，而不是法律懲戒。
社會秩序受法律規範，人的行為受法律調整。我們還必須從法律本身及其調整物件出發，對其調整物件的認知有助於瞭解調整的範圍和原因； 對法律本身的研究更好地促進了解其調整的方法和手段等。目前，我們對法律能力問題認識得不夠透徹，一直習慣注重於對調整物件的研究。
然而，在實踐中法律究竟能不能執行，如何執行，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法律不是萬能的，當然也不是絕非無能的。與法律相應的調整方式、範圍以及相關的法律績效都離不開對法律能力的認知。但如果刻板地拘泥於法律自身的能力，片面地滿足當前的社會需求，那麼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將會失序，最終法律也將無能為力。對法律而言，如果對其能力及其可能的導向認識缺乏，那麼相應的立法和執法就可能出現很大的紕漏。對法律做出過高或者理想化的判斷是實踐中對法律能力認識上存在的普遍偏差，導致立法可能過於急於求成，或者只是紙上談兵，甚至是一種謬法。因此，我們不能想當然地作出法律理想化的認知，一味地崇尚法律萬能主義，實踐證明，法律也有其侷限性和滯後性，亦或是使用法律手段解決相關問題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通過法律對人們行為和社會進行調整的同時，其調整的效率才是我們所要關注和探討的。
剖析了法律能力的相關問題，我們再來探討一下海難救助能否作為一項民事法律義務而被規定入法。從法的效率角度出發，只有在第三方相較於遇難方承擔著較小的風險及損失時，才會遵循法律對他人的危難進行相應的援助。
然而，在實踐中如何界定這一範圍卻成為了難題。如果法律強調加強救助義務，救助方因救助而遭受相較於遇難方更大的損失或者危險那麼這樣的救援無非是勞財傷命，並不能體現出法律的'公平正義。所以，片面地依靠法律規定是很難在錯綜複雜的海難事故中，界定救助人與遇難者彼此的危險程度。如果統一救助義務，那麼在一定的情況下又難以做到公平公正和高效便民。再者，如果強行規定救助義務，一旦不履行義務就會構成侵權，於是隨即而來的棘手問題就是如何確定侵權人。傳統上，因果關係是用來確定侵權案件中具體侵權方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在海難救助的情況下，在海難救助義務下侵權人的確定總是面臨著成本高或是確定難等問題，這是因為救助人的行為和遇難者所遭受的損失之間常常不存在因果關係，救助人的救助行為不是使受害者遭受損失的近因，在這種情況下侵權責任人是無法用傳統的方式進行界定的。由於法律的侷限性和海難救助自身的特殊性，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調整海難救助的法律是不能將其作為一般主體承擔民事法律義務而規定入法的。
在海上對受難船舶、財產及其所有人進行援助即是海難救助，在海難救助中遇難方的船舶和船主因他人的救助而受益，然而救助方卻因此可能在財產方面遭受一定的損失，揹負風險的同時也會因此付出一定的成本和精力。雖然海難救助這種行為在道德上是相當值得鼓勵的，但在制度的框架下普及深化，片面地強制人們實施這樣的行為，那麼只會適得其反不利於其進一步的發展。法與情、理之間總是剪不斷理還亂，從海難救助制度中不難看出存在根深蒂固的道德情感，但如果我們想有力地推動制度的積極執行，就必須在動機和執行問題方面，做到以"理性自利"而非"利他"的構建制度態度。從這一角度來看，海商法把海上救助規定為一項法定義務，似乎有悖於我們的相關探討和研究。對此，我們應該值得注意的是，公法上將海難救助規定為一種義務，並且有且僅有針對船長個人的一項義務，但不是民事法律義務。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規定，全是因為船長的地位特殊，以及相應的人道主義和道德方面的考慮。
參考文獻：
[1]曼尼。 經濟學原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尹東年。 海商法若干問的經濟分析[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