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真理問題是中西哲學的核心問題。但現代以來，隨著西方傳統認識論被解構，三個問題暴露出來：首先，由於人認識能力的有限和世界的無限之間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矛盾，知識能否切中物件成為一個引人質疑的問題；其次，既然人的認知能力不足以把握世界整體，關於其存在根據的本體設定就更缺乏對世界實然狀況的揭示能力；第三，人作為認識主體，理性靈魂長期被視為人獲得真知的內在根據，但現代生理、心理學的發展，卻對這種內在根據進行了否定。這三個問題導致了西方傳統知識價值體系的瓦解，並使虛無代替真理成為世界最後的本相。本文認為，虛無的發現是西方現代哲學出現人類學、語言學、生存論轉向的根本原因，使反本質、非理性、去中心成為現代哲學的走向。而中國哲學由於在其奠基期就對人認識的有效性提出質疑，並因此產生了道家的本無論和禪宗的空觀。所以在這一問題上，中西哲學不但可以相互印證、相互發明，而且中國哲學虛無論的漫長傳統，可以將相關問題的探討引向深入。比如，虛無的發現，將人拋入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之中。這種存在的命運感，使詩與美的價值得到了彰顯。這正是中國哲學以審美境界為最高境界、西方哲學由虛無匯出“詩意棲居”等命題的原因。
關鍵詞：真理，虛無，詩意
“ 有一個古老而著名的問題，人們曾以為可用它迫使邏輯學家陷入困境，並曾試圖把他們推到這一步，即要麼不得不涉嫌於可憐的詭辯，要麼就要承認他們的無知，因而承認他們全部技巧的虛浮，這個問題就是：什麼是真理。”[1]P110這是康德在其晦澀的《純粹理性批判》中突然冒出的一段具有敘事風格的話。西方哲學自古希臘以來，一直相信真理隱藏在事物的表象背後，和本質、本體等概念相聯。亞里士多德認為：“真理與各事物之實必相符合”，[2]P34康德對它的解釋是：“真理是知識和它的物件的一致。”[3]P110也即我們關於物件世界的知識，如果和物件自身的特性相一致，那麼，這種知識就是真理性的。同時，正是因為被認識的東西是可以實指的物件而非虛無，我們的認識才是可能的。但是，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一直延續的這一真理標準，卻把兩個問題無情地甩給了後人，即：我們怎樣才能斷定自己的知識符合物件；如果知識並不指向具體物件，而是指向一個空洞的虛無怎麼辦。
一
西方哲學在近代以前，很少為上面兩個問題焦慮。這和其哲學對理性和上帝的信仰有關。從認識論層面講，人作為理性的動物，具有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能力，事物的本質是理性知識可以把握的物件；從本體論層面講，形式背後包裹著質料，表象背後隱匿著實體，這實體又被一個形而上的本體決定。本體（邏各斯、理式、理念、上帝、物自體）雖然超出了人的經驗範圍，但它依然可以靠信仰獲得存在的自明性，靠邏輯推定獲得理論的真實性，並因此成為知識的物件。這樣，人們就可以通過考察自己的知識是否符合物件來判斷它是否符合真理。
但是，對於中國哲學，尤其是道家而言，人是否能夠把握真理、人的知識是否能夠切中物件，卻是一個長期引人質疑的問題。比如，按照中國哲學的觀點，物件世界的無限和人認知能力的有限形成了極大的不對稱。有時，我們言之鑿鑿地以為獲得了真知，並因此充滿自負，但實際上不過陷入了盲人摸象式的無知和愚蠢。像《莊子·秋水》中的河伯，看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的壯闊景象，“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但是，當他到了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就不禁慨嘆：“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據此，莊子進一步引申道：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木小石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秭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馬體乎？（《莊子·秋水》）
世界的無限和人認知能力的有限，意味著對世界的整體把握和本體追問超出了人的經驗範圍，無法獲得現實的確證。基於這種判斷，中國哲學在其發端時期，對這一問題就表現出少有的明智和審慎。像晚年的孔子，他知道自然天道是不可認識的，所以一方面對其懷著極大的敬畏（如《論語·季氏》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另一方面則將知識難以解決的問題進行了懸置（如《論語·子路》雲：“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莊子對這一問題看得更清楚。在他看來，面對無限的時間和空間，人認知的命運就如同井底之蛙一樣被其存在的時空區間限定。認識了世界的區域性真相就自以為與真理同在，只會引起“大方之家”的嘲笑。在這種背景下，人類的有限之知與世界的無限廣延之間怎麼能夠符合呢？如果不能符合，我們怎麼認識真理，我們的認識又如何可能？據此，對於中國哲學而言，認識真理明顯被視為一種緣木求魚的無效勞動，“ 認識如何可能”其實指向的是“認識如何不可能”，人為自然立法其實是自然為人立法。這中間，雖然認知衝動依然會主宰人的心靈，但由此主導的認知實踐卻是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它除了將人引向一個未知的深淵，不會得出任何肯定性的結論。
為了緩解由世界的無限性帶來的認知焦慮，中國的道家和後起的禪宗一度用本體範疇為人的知識提供一個終極物件，比如道家的道和禪宗的佛，但這種設定在一種更徹底的懷疑精神面前，往往經不起理性的批判和檢驗。在道家看來，所謂的本體並非實有，而是人的認識能力無法繼續擴充套件時對世界的強行命名。如老子云：“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德經》第25章）或者說，道只是一個人種學範疇，離開了人的設定，它什麼也不是。由此，所謂無限世界盡頭作為決定者存在的本體，現象背後隱匿的本質，與其說與物件有關，還不如說與人的信仰有關；與其說是世界的本相，還不如說是人為了服從道德的絕對命令而進行的強行杜撰。西方哲學在康德之前並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形而上學成為第一哲學，“透過現象看本質”成為基本的認知模式。到了康德，他意識到了人類知識的侷限性，所以一方面為理性可達的疆域劃界，另一方面則由於道德的指引而對 “物自體”的存在依然保持著信念。但是，這種信念在一種更徹底的理性批判面前往往又是不堪一擊的。比如，康德將世界的本源問題交給道德命令處理，說明他已意識到，本體、本質、實體等概念只是指向世界的“應然”，而非“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