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中國樂 美學 民族獨特性
由於中西文化大背景的差異，必然形成藝術思維方式、內容、概念、稱謂、表現手法等方面的不同，甚至藝術範疇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我們中國樂的美學獨特性，有這樣三大特點：一是自然抽象之再造；二是自我情緒之控理；三是自我自宥之中心。
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百多萬年，仰觀於天，俯察於地，橫觀人事變化，到了伏羲時代總結出了第一部大書《易》，即宇宙變易的大學問。“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史記》）這就是因氣設聲律。“六律為百事根本焉。”故“太史公曰：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右，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中國人用樂所再造的自然世界，是相當複雜而又獨特的。先祖把捕捉不到的氣和流動變化的思維、情緒、無形的神韻等，都用數規定他們的律，再用測定的律鑄成有形的器（也就是藝術符號），然後運用這些符號編織成藝術樂章。
先人用樂舞進入的抽象自然世界，不僅僅是用來做娛樂的，主要是：“以律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方，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即通過樂舞的作用，以求達到“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並用它組成人性、情緒、倫理道德、社會行為的有機調控系統。運用這種調控機制達到社會的安治和諧。這種讓人在快樂中自我完善的藝術構架，確是具有獨異思維特點的東方美學。不管樂舞的作用是否可以達到：“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前漢書》。或：“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記》）但畢竟得承認祖先在數千年前尋覓出：以道中軸、以歌舞為載體的藝術調控機制，確實是值得自豪的一大創造，留給我們的藝術創作啟示、法則，以及藝術道德，仍然是一筆巨大的文化財富。
從制律作樂，循章抃舞，詩歌以故事來看：中國人的創作主體意識是相當突出的，所達到的藝術高度、藝術的科學思維，絕非“下意識的潛流”所能流成的滔滔黃河文化流，也非“非理性”所能理得清天、地、人這個藝術大世界的。這種用抽象符號編織成的藝術世界，喚起人們對大自然和社會的感知和深入認識，顯示了中國人高超的藝術才能和獨特的創作意識，其主體意識就是：有與無二字及其辯證關係。不僅在樂舞的虛擬表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主體意識的表現，即使書法、詩畫的創作也無不明顯地留記著中國人創作的主體意識，以無表現有，以有存其無。以達形、神兼備、兼美，表現出作者的人格、情緒和追求來。中國人的主體是有理性的物質體，中國人的藝術是在高度理性支配下創造的藝術。至於“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植柳柳成蔭”的現象，可能正是律呂偶合，以致陰差陽錯造成的偶然現象。要靠“守株待兔”去尋覓創作的成功，只有在“夢”裡找到這種“潛意識”的滿足了。至於“夢筆生華”的好夢，那正是理性辛苦尋覓，勞而獲之的藝術財富。很難想象一個沒有理性的主體，怎樣去製造生存的社會和人的藝術！我們的祖先正是由十分清醒的理性支配，才造出合乎天、地、人的藝術來，併成為自我完善和調理社會善惡的樂（戲）藝術思維的主體。
自宥於自我中心。這一特點在中華民族生存的全部歷史過程中，都表現得十分突出。這是和我們民族的天圓地方的自然觀不可分的，也是與其“人”居天地之中、“人”頂天立地的生存意識和自信心分不開的。我們民族具有這種自尊、自愛、自信的'積極意識，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