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哲(RogerT．Ames)先生是一位中西比較哲學的名家，其著述頗豐。最近他的《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學與道家》(“文明對話叢書”之一，彭國翔編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出版，提供了一個極佳的機會讓我們能夠全面系統地理解其中西哲學比較的代表觀點和思想。因為本書彙集了作者不同時期各種論著中的精品，由本人親自挑選，在編譯者的幫助下成為有機的系統，讓主題更為突出，也更切近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
正如書名所提示的那樣，本書用中西哲學的互相比較來理解中國傳統的儒學和道家思想，廣泛涉及到道論、認知、自我、性別與身體、社群與政治、死亡和宗教等諸多方面，其核心是探討個人如何在人際、社會、政治以及整個宇宙的廣闊脈絡中成就一個圓滿的自我。這不僅是西方哲學要面對的重大問題，儒道兩家也有著共同的問題意識，他們的深思熟慮可以為全人類的繁榮提供豐富的精神資源。
安樂哲先生在本書中堅持了自己一貫的立場，那就是，中國哲學可能也應該成為世界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著彼此的溝通和了解，中西哲學比較的程序，已經從早期的型別化比較和概括性歸納轉向了更為精細的解讀和研究工作。我們發現，在附錄中，安樂哲先生指出，為了讓西方人運用中國的哲學術語來理解中國哲學傳統，我們(西方人)有必要重新檢討被翻譯成具有提示性的符號的一些關鍵術語本身的意思。所以他對“天”“道”“性”被習慣地翻譯成“Heaven”“theWay”“inbornnature”的做法提出質疑，創造性地將“自然”翻譯為“worlding”，將“知”翻譯為“torealize”，將“誠”譯作“cre-ativity”而不是“integrity”，這樣的翻譯打破了以前我們固定翻譯的程式，也更為鮮活地揭示了這些傳統概念本有的豐富含義。其根本意圖是去除以前漢學研究和翻譯中強加給中國哲學的許多西方式的假設，重塑古典儒學與道家的本來面貌。這一結果，對西方人來說，是一次以核心概念為工具向中國心靈世界更為貼近的有效嘗試，而對中國人來說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它讓我們用西方語言深化和反思我們的既有理解。而這一過程對於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來說，是富於啟發意義的，消除語詞理解偏差的背後，是對各自思想和思維偏見的擺脫，也是雙方進一步學習和借鑑的契機。
中西互鏡的成果還不僅限於此，在與郝大維卓有成效的合作過程中，安樂哲先生已經發展出一種體系來妥善地安置和處理中西哲學之間的差異。他借用了懷特海對秩序的“邏輯”和“審美”的區分，在他看來，“邏輯”秩序是由一致性和規則性表達的有序化，而“審美”的秩序是由具體性和特殊性表達的關聯化，前者從邏各斯開始，強調抽象的優先性；後者開始於個體的特性，強調具體、特殊的優先性。如果說西方哲學傳統的歷史是一首邏輯秩序的讚歌，致力於從冗雜混亂中找尋理性和規律，那麼，中國哲學傳統則是用美學的感悟和關聯性思維建構審美的有序。有鑑於此，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一樣，是人類思維發展的碩果，二者應該彼此借鑑和學習。比起神祕化或西方化中國哲學的進路來，安樂哲先生的這一思路，對提升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對話中的地位重要性而言，是更為基礎而又切實可行的。在本書中，“邏輯一審美”的區分不僅可以瞭解中西哲學差異的基本所在，也是找到儒道共同點的有效方法，這一方法，還能用來作為發掘二者差異的一種手段。
在“邏輯一審美”區分的觀照下，安樂哲先生髮現，在儒道之間有一種未被揭示的“共通性”(commonality)。儒道共享了許多“預設”，這些預設在與西方哲學的對照下，使得儒道彼此的差異彰顯出來並得到解釋。通過分析，安樂哲用“會通”和“歧異”概括儒道的異同，他認為，在人格修養上，不同於西方對一致性的強調，儒道都致力於培育人或事物的獨特性和完整性，使用類推法來決定事物之間的恰當關係，強調權威的人格；在思維模式上，與西方哲學不同，儒道都不太關注物質性的宇宙，不相信世界具有單一的秩序，對真理的尋求持冷漠的態度，他們所注重的是通過直接體驗來獲得事物之間的聯絡，作者將這種思維方式稱為“關聯性思維”；在自我的概念上，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因為思維的非二元論性質，都不會西方哲學一樣訴諸“一般本體論”和“普遍原理的科學”，而是體現為需要藉由“情境化方法”加以理解的焦點——場域模式。在這些會通的觀照下，儒道之間的差異也突顯了出來。“君子－真人”“誠－真”“恕－無”等概念之間的差異，則體現了儒家與道家在中國哲學中所扮演的“陰陽”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中作者所定義的儒家和道家，其時間的限定主要在先秦，有時也涉及兩漢，作者將他們稱之為“古典儒學”和“古典道家”。儒家分析的文字物件主要是《論語》《孟子》《荀子》，道家是《老子》《莊子》《淮南子》。在論述過程中，作者也注意到儒家傳統在後來的一些詮釋中慢慢轉向了邏輯的正規化，道家在其後來的道教模式中也逐漸有了人世的傾向，而這一切都是中國哲學從審美正規化轉移到邏輯正規化的徵兆。同時，作者也指出，我們雖然強調儒道的審美思維的特色，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就缺乏邏輯的思維，事實上，它隱含在墨家、兵家和法家代表性的思想家那裡以及很多技術進步的背後。
安樂哲先生在中西互鏡的.道路上不僅重審了中國哲學的精神，也反省了西方哲學的發展軌跡。在這一過程中，杜威的實用主義價值的再發現是引人深思的。西方的超越觀念以及追求本體的傾向，永不停歇地在事物背後尋求適當的物件和知識機能，杜威稱之為“人心耗盡不變的邏輯”，但這種邏輯最後的結果就是“哲學的謬誤”。儘管現代西方哲學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向本體論和事實的終極性發出了挑戰，但二元論和邏輯的思維卻總在如影隨形。所以當代哲學家轉而反思語言來避免因最終(thefinal)和超越(thetranscendent)而犯下的“錯置具體性”(misplacedconcreteness)。杜威的實用主義正是反思傳統西方哲學的一個成果，而同時它也與中國的哲學思想在廣泛的方面產生了共鳴。安樂哲認為，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思維模式，西方人在研究中國時所可能攜帶的理論包袱中，實用主義是干預最少的一種思想。實用主義對本體論的拒斥、對西方認識論傳統的拒絕以及用語言作為核心隱喻來參與哲學討論，不僅有利於排除西方思維方式中的超越主義，也能夠藉此從中國傳統中汲取營養。
此外，本書也探討了一些爭議性的話題，糾正了西方對中國傳統思想的偏見。比如，中國傳統中是否有超越的觀念，中國儒家是否迫使女性處於卑微的角色，是否有集體主義的傾向，是否有民主的意識等等。在這些問題的探討中，安樂哲先生試圖向我們展示的是這樣一種觀念：世界的多元化才是世界本來的面貌，尊重彼此的差異而又借鑑彼此的優點才是文明對話的正確態度。當前世界上各種文化正處於一個文化共生共成的狀態，各種文化相互交叉也又相互影響。
在本書的附錄之一“我的哲學之路”中，作者簡單地介紹了自己多年的為學之路，讓我們這些後學之輩讀來幾多唏噓。歷經13年獲得博士學位、熱暑中與老師蹲在一起研讀《淮南子》以及此後30多年對中國哲學的用力，但願對學術熱愛的這種“魚之樂”也能借由這本著作，傳達給更多有著同樣用心的心靈，成為“眾樂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