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之為論文。它既是探討問題進行學術研究的一種手段，又是描述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的一種工具。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社會發展合理性哲學論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社會發展合理性是認識主體基於對社會運動規律的共識，它憑藉自身的主觀願望或共識，構想社會發展的面貌或藍圖，並最終通過社會發展的客觀效果檢驗的一種理性認識。在社會發展合理性概念中，主要涉及到三個問題。
第一是社會發展的方向問題
社會發展是否具有合理性，首先涉及到人們對社會運動規律的認識，對社會運動方向的不同把握，是人們形成社會發展共識的基礎。在歷史上，人們對社會發展方向的認識，有三種不同的理論。
一是歷史迴圈論。這種觀點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按照一定規律而表現為迴圈往復的過程。在中國古代，主要以五德終始說為代表。它是戰國末期陰陽家鄒衍創立的關於社會歷史變化的學說，他認為天地剖判以來，人類社會表現為五德轉移的過程，也即是土、木、金、火、水五種物質德性相剋的迴圈變化，決定著歷史上王朝的興替和制度的改變。如夏、商、週三個朝代的遞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結果。秦始皇以及西漢的統治者都用此說為自己的統治尋找合理性的根據。
二是社會發展的退化論。這在中國以道家的歷史觀為代表。在原始道家老子那裡，他將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描述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第三十八章）在道、德、仁、義、禮這五者之間，社會表現為一種人類文明遞相墮落的過程。他肯定道治、德治歷史階段，而對以仁、義、禮為標誌的社會形態則持一種否定的態度，他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第十八章）認為正是人類社會純樸敦厚狀態的失落，才出現了智巧狡詐、六親不和、國家昏亂等文明社會中的一切病態。這種退化論，在人們的日常觀念中，則表現為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嘆中。這種退化的歷史觀不僅在中國的道家思想史佔據主導地位，在古希臘和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盧梭那裡，也同樣得到了描繪。盧梭把自然狀態理想化為人類的黃金時代，而把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歷史，說成是“人類的疾病史”，人類發展的過程正是人性墮落的過程。並對這種墮落的方式作了多方面的描繪，他認為，安樂和萎靡的生活方式，消磨著人們的力量和勇氣；社會文明狀態使人變成奴隸，成為虛偽、膽小、卑躬屈膝的小人；而財富則使人類變得貪婪，並陷入無休無盡的爭鬥之中；他甚至認為，第一個為自己縫製衣服或建築房屋的人，實際上不過是給自己創造了一些不必要的東西，並給自己增加了累贅。正是人類文明成果導致了自然狀態的解體和人的墮落。人類所有的進步，不斷地使人類和它的原始狀態背道而馳，進步的同時，就是退步。總之，人越是社會化就離開自己的本性越遠。這也是退化史觀所包涵的基本內容。
三是堅信社會發展具有某種目的的進步史觀。從啟蒙運動以來，相信人類發展是一個漸趨完善的進步史觀便深入人心。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與自然規律相一致的過程，歷史具有自身的目的。康德就把有機生物發展的目的論概念引入了對社會歷史的研究，認為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人類朝完全實現自己的稟賦的目標前進。在個別活動和事件表面的雜亂和無目的性中，會呈現出整個過程的共同目標，似乎有一個理性目標引導著所有的活動。共同的目的使不同的個人活動呈現出共同性，從而表現出整個歷史過程的合乎法則性。合乎法則性即是合乎自然的發展規律及其目的。康德認為：“人們可以將人類的歷史大致看成是自然的一種隱祕詭計的實施，這種計劃的實施為的是產生出一種內在的——而且，為此目的，也是外表的——完善的、獨一無二的社會狀況。在這種狀況下，人的所有稟賦得以充分地發揮。”①
可見，在康德的觀念中，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歸屬於自然的規律，人類無論怎樣表現自己的意志，也跳不出自然的手掌。自然一開始就追求著某種人所不知的意圖或計劃，並通過人類的`活動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與此相似的觀念，有維科的“天意”和後來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的觀念。如果說，黑格爾把絕對理念視作支配人類歷史的“看不見的手”叫做理性的狡計，那麼，康德的觀念則可稱為“自然的狡計”，在他們的觀念裡，都承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具有自身的規律性和目的。這種進化史觀，在中國思想史中，亦有表現，如康有為以進化論為武器對公羊三世說的改造，就是一例。
以上三種歷史發展的方向感，決定了不同的人們對社會發展合理性的基調。持迴圈論的人以為太陽底下無新鮮事，一切不過是過去的重複，按照這種迴圈的軌道發展的歷史，具有合理性，否則則無合理性。而退化論的史觀，則以為一切發展是多餘的，有時甚至是得不償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羅馬俱樂部的一份報告就指現代社會的發展是以高熱量的消耗為前提的，人類在獲取一千卡熱量的過程中，所浪費的熱量是所得的幾十倍，因而，在他們的眼中，現代社會發展的合理性是大可懷疑的。
第二是社會發展的總體藍圖問題
社會發展合理性，要涉及到的第二問題是社會發展的總體面貌或藍圖。我們講社會發展的合理性，表明我們對歷史方向感的把握是以進步史觀為依託的，沒有進步信念也就無所謂人類社會發展的問題。在指稱一個社會發展的時候，“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帶有進步性的概念，因而“發展”是由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的演進，是由不完善狀況，向完善狀態的演進，落實在社會有機體上來，“社會發展”是指社會有機體結構功能的改進或完善。那麼，當我們講“社會發展”時，就有三層意蘊，一是按某種標準對過去社會整體狀況的評估，二是對當下社會的評判，三是對未來社會的構想。這樣，社會發展的總體面貌或藍圖能否成為認識主體的共識，也成了社會發展合理性的重要維度。在走向現代社會的程序中，現代化的面貌或藍圖也是多樣的，既有歐美內發原生型的現代化樣板，也有東亞後發次生型的現代化模式，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所以，社會發展合理性問題始終與我們對社會發展的願望相關。
第三是社會發展的評估問題
人們通常講經濟學是講價值創造的學問，政治學是講價值分配的學問，而哲學則是講價值評估的學問。同樣，合理性問題，成為了一個哲學問題始終是一種價值評估的問題。對社會發展合理性的評估，要涉及到的兩個問題有，第一個是一個社會發展的主觀共識與客觀效果的關係問題；第二個則是對社會發展實踐本身的道德評價與歷史評價問題。
社會發展的主觀共識是通過一個政黨、一個民族或一個政權以及個別歷史人物的主觀動機在特定階段對社會的特定規劃和要求所表現出來的，這種主觀共識的客觀效果，則表現為社會發展所呈現的面貌。這種主觀共識與客觀效果之間的關係，往往是評判社會發展的客觀標準。如果社會發展的主觀共識與客觀效果相一致，那麼人的行動和願望無疑表現了社會發展的合理性。但是，主觀共識與客觀效果不一致時，我們就只有求助於長時段的歷史了。對於這種不一致性，就是前面的提到的黑格爾的理性狡計，或康德的自然狡計的表現。中國思想家王夫之也敏銳地意識到歷史人物活動的主觀動機與其客觀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主觀上的自私的慾望或個人的私慾可能會造成一種好的結果，即是惡的動機，往往成就了善的目的，這主要取決於歷史人物的活動是否在客觀上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例如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廢封建、立郡縣，主觀上是為了實現他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目的，客觀上，則減少了封建制的諸多弊端。所以王夫之感慨：“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②同樣，善的共識或動機，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我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黃河上游建造的三門峽水庫，其負面作用，還有人們對三峽大壩的非議，等表現了一種發展的共識與其客觀的差異。這樣，秦始皇當年廢封建的不合理性，在歷史上則表現為合理性，而三門峽水庫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的轉換同樣表現客觀效果的執拗，客觀效果是不以人們的主觀共識為轉移的。
對社會發展實踐本身的道德評價與歷史評價，是存在著善與惡的二律背反的，這突出地表現在歷史上的進步往往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社會發展固然可以說是廣義的善，但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則又是一種惡。歷史科學的眼光著眼於社會發展實踐合乎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而道德評價，則著眼於社會實踐行為本身的善惡，我們對社會發展合理性的判定只能依據歷史的眼光。比如工業化過程 對田園牧歌的消解，現時的國退民進的國企改革對成千上萬工人生存狀況的危害，都不足以否證當代社會發展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