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新”被越來越多地看作獲取競爭優勢的基本途徑和關鍵的情況下，如何促進創新已成為企業、區域乃至國家在制定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內容了。以下是本站小編為您整理的，希望能提供幫助。
摘要：本文在明確知識的本體地位的基礎上指出，在經濟發展中對“創新”的強調不僅僅是策略上的變化，更多地意味著對經濟系統和經濟發展過程的理解上的根本性改變，是從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開創的新古典經濟學傳統向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學的轉變。基於這一理論轉變，在經濟發展中，重要的不再是生產能力、產值等的增長，最根本的應該是新知識的創造、獲取和利用等能力的增長。
關鍵詞：知識視角;創新;經濟發展;經濟系統
一、馬歇爾還是熊彼特
在“創新”被越來越多地看作獲取競爭優勢的基本途徑和關鍵的情況下，如何促進創新已成為企業、區域乃至國家在制定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內容了。然而，在經濟理論中，儘管約瑟夫·熊彼特早在1912年就提出了“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的觀點，但這一思想卻長期處於“引而不用”的尷尬境地。究其原因，這主要是由於該思想難以通過佔據主流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加以表達。因為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是執行“新的組合”，是“創造性破壞”，因而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就應該是一個不連續、非均衡的過程。
與此不同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開創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卻信奉“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強調“連續原理”的重要性，認為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漸進的過程。恰是馬歇爾的這種“連續性”假定為微積分等形式化工具在經濟學中的使用創造了條件，也在很大程度上為新古典經濟學在後來與其他的經濟學分支的競爭中勝出，併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奠定了基礎。
儘管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第8版的“序言”中曾明確表示，“經濟學家的目標應當在於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但在後來的發展中，新古典經濟學卻明顯地受到了20世紀初物理學的影響，尤以受馬赫哲學的影響最深，因而在馬歇爾強調“連續原理”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將經濟系統類比於經典力學系統，將經濟增長看作連續、漸進甚至是可還原的過程。
尤其是在20世紀初的發展中，新古典經濟學極力模仿經典力學，通過理性選擇、原子假設、完全資訊和完全知識、制度不相關等一系列假設來刻畫經濟環境與人類行為，引入“均衡”等物理學用語，抽象掉人類行為的意義、目的等價值關係，最終只剩下財富與財富的交換關係，進而以此為中心和出發點形成平衡關係，在函式關係中尋求“純粹”經濟學的基礎。這就使新古典經濟學擁有了漂亮的形式化表達，並因此贏得了“社會科學的皇冠”的美譽，成為了經濟學的主流。
新古典經濟學也因此成為了一門“只見物不見人”的“自然科學式”的社會科學，經濟增長被看作一個需要不斷地增加物質要素投入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的原因只能來自於外部，資源稟賦、地理區位、投資和外生的技術進步等因而都曾被看作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或關鍵。
然而，當我們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尋找經濟增長的原因時，卻發現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可能最終來自於這個星球之外，對經濟增長原因的尋找最終只能面向我們所處的這個經濟社會系統內部。同時，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大量存在的外生變數不僅說明了其理論的不完善，而且各國的經濟增長實踐也表明，新古典理論所強調的那些因素並非經濟增長的唯一或真正原因，這些因素背後往往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或因素在起作用。即便將經濟增長的實現看成需要諸多特定政策和條件共同作用的過程，這些理論仍都存在大量的理論和現實上的反例，尤其是難以解釋類似甚至相同條件下經濟發展程度和發展方式、道路等的差異。
換言之，經濟發展的實踐和理論總結的確使我們看到了很多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和經濟發展的原則，然而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似乎還沒有準備好某個線索，從而使我們能夠將這些影響因素、發展原則聯絡在一起或組織在同一個理論框架之內，以逃脫在經濟增長本原解釋上非此即彼的尷尬境地。
與上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熊彼特對經濟發展過程的解釋。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熊彼特用“生產力量的組合”概念來解釋生產過程，將“生產”看作“不同的生產力量”的組合，將“發展”看作“執行新的組合”，是“從內部自行發生的變化”。這就為“創新”留下了理論空間。而這些“新的組合”就是“創新”，是由有著建立“私人王國”的慾望、征服意志、自我實現慾望以及享受創造樂趣的企業家來完成的。熊彼特的這種解釋不僅明確了人和人的創造性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導性，而且他還認為，這些“新組合”與原來的生產組合之間的變遷並不存在可無限細分的漸進過程，只能是以跳躍或驟變的方式來實現。在另一篇未發表的論文《發展》中，熊彼特更加明確地闡述了“創新”、“不確定性”、“驟變或跳躍”與“發展”之間的必然聯絡。
顯然，不僅是在連續與非連續、均衡與非均衡等問題上，而且是在對經濟發展過程和經濟系統本質的認識上，熊彼特和馬歇爾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別，其矛盾是無法彌和的。因此，如果要全面地轉向“創新”戰略，我們就有必要為這種轉變準備好一套與新古典經濟理論截然不同的認識體系和分析工具。
二、轉向知識視角
即便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不完善和對經濟發展實踐的觀察使我們更多地傾向於熊彼特和他的“創新理論”，但這並不能說明熊彼特在理論上取得了對馬歇爾的徹底勝利。這種勝利的取得只能來自從更為基礎層次概念出發的理論說明。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哲學層次上深入檢討兩種經濟學對經濟系統及經濟發展的理論認識。
首先，從本體論的層次上講，物質和能量已經不再是世界唯一的本原，資料、資訊和知識的本體地位已逐步得到了承認。從資訊理論的角度講，“資訊是人們適應外部世界，並使這種適應反作用於外部世界的過程中，同外部世界進行互換內容的名稱”，是與“物質”、“能量”同一層次的、最基本的概念。任何組織所以能夠維持自身的內在穩定性，是由於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傳遞資訊的方法。
從這個角度上講，經濟系統、組織和個人都是資訊生產、獲取、傳遞、加工處理和使用的開放系統。卡爾·波普爾提出了“三個世界”的觀點：物理物件或物理狀態的世界稱為“世界1”，心靈世界或心靈狀態的世界稱為“世界2”，“世界3”是智性之物的世界，即客觀意義上的觀念的世界，它是可能的思想客體的世界：自在的理論及其邏輯關係、自在的論證、自在的問題情境等的世界。
而且，“世界1”和“世界3”只能通過主觀經驗或個人經驗的世界，即“世界2”相互作用。馬克思·H·布瓦索進一步明確了資料、資訊與知識之間的關係：資料本身可被認為是能量現象，將我們作為認識主體和外部世界聯絡起來;資訊是從資料中抽象出來的，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事物或採取行動;知識則是對我們作為認識和行動主體的內在意向狀態進行的`描述，是關於世界或其中某些部分的認識，是或多或少可牢固掌握和支配的，可使我們隨時在信念的基礎上採取行動，且這些意向狀態受到資訊抽象的修正。就社會經濟系統而言，生產是資料的轉化，交換是資料擴散和積累的先決條件，而資訊流動受物質規律制約，並總在尋找節約資訊成本的方式，組織、制度的出現則是由社會制度中資訊的流動決定的。因此，有效地利用資訊是組織制度(包括市場)的效率根源。
就此而言，新古典經濟學的本體論基礎是不牢靠的。因為侷限於建立之初自然科學和哲學等的發展，新古典經濟學更多的是將“物”看作為世界的本原，其認識物件是“物”。即便其中存在對“人”的描述或研究，其目的最終卻在於實現“人的物化”，即抽象掉作為經濟行為主體和認識主體的人背後的價值觀、文化等特殊性，從而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具體差別，使人和“物”一樣，都服從於某種自然規律，成為行為可預測的、對外界變化做出機械反應的“機器”。然而，由上述可知，不僅物質和能量，而且資訊和知識同樣具有本體地位，更為重要的是，“世界1”和“世界3”並不直接發生聯絡，只能通過“世界2"，因而只能通過人的認識活動相互作用。因此，即便不是以“資訊”或“知識”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線索和物件，至少僅以“物”為物件的經濟學是不完全的。
其次，從認識論的層次上講，即便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但只有我們感知時，才形成對它的認知，它才與我們的認知世界產生聯絡。而且，外部世界與我們的認知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絕對的一一對映關係。就對經濟系統的理解認識而言，這首先是從能夠感知客觀世界的個人開始的。人們通過一定的認知模式、結構來獲取、識別和理解資訊，而認知結構則主要是通過我們與他人的社會聯絡獲得。而且，認知有其文化特殊性，我們已接受的概念框架可以反映出我們繼承的文化、社會模式和成規。在不同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個人可以從周圍世界中學到極不相同的處理資訊的法則。因此，文化、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和一系列的正式制度不僅會影響人們的認知結構，而且制度本身在人的認知和行為過程中還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不僅如此，處於不同階段、不同環境的個人往往會由於領悟的差異而形成不同觀念，從而造成其行為的不連續。同時，人腦的資訊加工過程在時間上也存在不連續性，從而保證不發生資訊處理中樞的“擁塞”，但這也造成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進而使得人們並非僅依靠個人理性來引導他在一個他無力充分理解的複雜環境中行動，還需要通過各種技術、市場、制度、組織等方式來獲取、處理和使用資訊，通過不同的機制來處理已有的知識和獲取新的知識，延伸我們的理性。由此可見，對人和人的認知行為的理解才應該是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真正的邏輯起點。
恰如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指出，在勞動分工背後更為基礎和重要的是“知識分工”，如何以及是否有效率地使用“知識”決定了社會經濟的組織方式及其績效。因此，經濟學的中心問題應該是行為主體如何獲得和利用有關知識，經濟學理論的任務在於解釋一種整體性的經濟活動秩序是如何實現的。
就此而言，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即便是客觀的，但同時也是個人的、主觀的，難以避免主觀因素的作用和存在。然而，無論是作為新古典經濟學開創者的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還是其後繼者，無疑都深受以客觀主義、對完全確知的知識的執迷和還原論為基本特徵的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恰是這種哲學基礎造成了新古典經濟學在認識論層次上的缺陷。當然，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新古典經濟學家們為什麼總是試圖通過抽象掉作為認識和行為主體的人這一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物件，建立以“物”與“物”的純粹的“客觀”關係為核心的理論體系，從而達到獲取關於經濟系統的完全確知的知識的目的了。